中华民族肤纹

**篇 概论——肤纹学基础 　　**章 肤纹研究的简史 　　皮肤纹理（dermatoglyph）简称肤纹、皮纹。手掌上的嵴线花纹为掌纹，手指上的嵴线花纹为指纹，脚掌上的嵴线花纹为足纹。肤纹包含了指纹（fingerprint）、掌纹（palm）和足纹（sole），是灵长目动物，从低等的原猴类到高等的类人猿，持有的上下（前后）肢掌面的外露表型，是掌面上厚型皮肤的嵴线（ridge，或称嵴纹、嵴）组成的各种类型的花纹。肤纹学（dermatoglyphics）按研究部位分为指纹学、掌纹学、足纹学等；按研究目的细分为非人灵长类肤纹学、人类肤纹学、民族肤纹学、医学肤纹学、司法指纹学等分支学科，在各自领域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肤纹学是以厚型皮肤嵴线花纹为研究对象，以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和人类其他表型相关分析为研究方法，以发现肤纹生物学信息为研究目的的一门科学。 　　人类嵴线花纹的研究是一门专门的学科，称为人类肤纹学。人类肤纹学（human dermatoglyphics）以人类厚型皮肤的嵴线构成的花纹为研究对象，以各种现代分析技术为研究方法，以探索人类肤纹理论和应用为研究目的。 　　嵴线上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和汗腺，对压力、温度等信息的感受更为敏感，具有增加摩擦力的作用，以利于攀缘和紧握工具。在人与大自然抗争的进化史中，肤纹有着重要的作用，故有遗传学家认为：灵长类肤纹的野生型是复杂的斗形纹；简单的弓形纹则是其突变型。肤纹各不相同、终身稳定。 　　**节 我国观察与应用肤纹技术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指纹观察和应用的发祥地，这一点已得到世界肤纹学界的肯定。我们的祖先观察和应用肤纹的历史已达几千年。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陕西西安东郊浐河东岸半坡村北）出土的陶器，距今已有6000多年，陶器上印有清晰可见的指纹。这些指纹大概是制作时无意印留下来的，但也不能排除有意识作为区别他人产品的标记，或者是作为装饰图案。 　　在新石器时代的另一处遗址——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出土文物中，亦有陶罐类文物，陶罐上装饰有云雷纹，这种云雷纹是一种有意识的绘画图案（吴山，1975）。 　　台北故宫博物院铜器展馆展出的青铜器召卣（图1-1-1），是古代的调酒器，满身云雷纹。此召卣为排球样大小，有盖有勺、配件齐全，包浆厚润，品相极好，是西周早期的产物，距今约3000年。 　　古之云雷纹（图1-1-2）是云纹和雷纹的合称。云纹呈柔和圆形，雷纹呈阳刚方形，大多不做区分或有时难以区分。 　　图1-1-1 青铜器召卣 　　满身云雷纹，高29.8cm，宽22.9cm。藏品号：丽七八八故铜1857（台北故宫博物院铜器展馆2006年友情协助） 　　图1-1-2 铜鼓的装饰纹 　　右图上二排示云纹，下三排示雷纹（上海闵行区文化馆民族乐器展示厅2006年友情协助） 　　历史学家郭沫若曾经对3000多年前出现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做过描述：“雷纹者，余意盖脱胎于指纹。古者陶器以手制，其上多印有指纹，其后仿刻之而成雷纹也。彝器之古者，多施雷纹，即其脱胎于古陶器之一证。”郭沫若用了两个“脱胎”将青铜器上的雷纹、陶器上的雷纹、制陶者的指纹这三者联系在一起。 　　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珍藏着一枚中国古代的泥印，印的正面刻着主人的名字，反面有拇指的印痕，条条阳纹，清晰可辨。世界著名考古学者一致认为，这颗极为珍罕的泥印源于中国古代，距今已有2000～3000年，这颗泥印是指印*古老的实物凭证（Cummins et al，1943；Cummins et al，1976；罗伯特 海因德尔，2008；刘持平 等，2018；沈国文 等，2015）。 　　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盛行封泥制。当时的官吏文书大多写在竹简和木牍上，差发时用绳捆缚，在绳端或交叉处封以黏土，盖上印章或指模，作为信验，以防私拆。这种泥封指纹用作个人识别，也代表了信义，还可以用来防止伪造。 　　1959年，新疆米兰古城出土了一份唐代（公元618～907年）藏文文书（借粟契）。这份契约写在长27.5cm、宽20.5cm棕色、较粗的纸上，藏文为黑色，落款处按有4个红色指印。其中3个已看不出纹线，但有一个能看到纹线，可以肯定为指纹（唐长孺，1994）。 　　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0号墓，发现有唐代贞观元年的《高昌延寿四年（公元六二七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唐长孺，1994），出土的文书已被剪成三张鞋样，一分为三（文书编号分别为10∶38号、10∶41号、10∶42号，图1-1-3）。原著的记载是“本件三片同拆自女鞋，内容密切相关，今故列为一件。在（二）的一、二、三行上方空白处有朱色倒手掌印纹（右手）。在（三）的一、二行上方有朱色手掌印纹（右手）的左半部”。以肤纹学历史的眼光来看：一张有手掌指印，全长16.9cm，除小指部位残缺外，其余部位清晰可见；另一张有半个手掌印，只有拇指和示指，其余部分残缺，指掌分明，视为正规捺印。经鉴定这两张文书上的手印均为右手手印，但不是同一个人的右手手印。这是以手掌包括指纹为信的例证。这份文物在《中华指纹发明史考》（刘持平 等，2018）中有极高的评价，“现存*早的实物资料《高昌延寿四年（公元六二七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证明，公元627年指纹技术已普遍在个人遗嘱、私人契约上应用，它有明确纪年，是指掌纹与遗言相结合*早的一份文书，更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应用指纹作为诚信方式*早的实物文书，因此其开创的意义非同一般”。这是唐代早期的文书，距今已有近1400年。刘持平还将公认的指纹技术从唐代提前到隋代，彻底解决了近百年来指纹技术发明史上悬而未决的断代问题。在另一本关于指纹历史研究的著作《中国指纹史》（沈国文 等，2015）中，研究者通过东汉郑玄（公元127～200年）对《周礼 地官 司市》的注释及唐代贾公彦对郑玄同样内容的注疏考证后写道：在我国，指纹作为个人标志在契约签署中正式使用，应该是在西汉时期。 　　图1-1-3 《高昌延寿四年（公元六二七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唐长孺，1994；沈国文 等，2015；刘持平 等，2018） 　　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了8件唐代文书契约，内举钱契4件、举练契2件、买草契和买奴契各1件。这8件契约的立约时间为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至乾封三年（公元668年）。左憧憙生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亡于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每张契约上都写着“两和立契，画指为信”或“两和立契，按指为信”，而且每张契约的落款处，当事人、中保人、见证人都在自己的名下画上指印。这些指印都是将手指平放在字纸上，画下示指3条指节纹的距离。古书上所讲的“下手书”，也就是这种画有指节纹距离的文书。具“下手书”的文书实证，还见于出土于阿斯塔那第24号墓地的第28号文书（图1-1-4）（唐长孺，1994），文书上写着“两主和可，获指为信”，并且在各自名下画有指节。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期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11号墓的墓主喜生于公元前262年，亡于公元前217年，当时喜46岁。在喜的墓中出土了1155枚秦代竹简，定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或称“云梦秦简”。这一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法医学的产生、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在云梦秦简中，与法医学关系密切的是《法律答问》和《封诊式》两书，其中尤以后者为甚。《封诊式》的“封”是指查封；“诊”是指诊察、勘验、检验；“式”是指格式和程式。顾名思义，《封诊式》就是一部关于查封与勘验程式的书籍。 　　《封诊式》全书共25节，包括书题共3010字。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的，但所述案例都没有用真名，而是以甲乙丙丁代表。这说明它不是单纯案例的记录，而是选择极为典型的案例，用以示范或供模仿学习。《封诊式》及云梦秦简中有关法医学内容的记载，反映了我国古代法医学领先于世界各国的辉煌成就。 　　《封诊式》的《穴盗》一文中记载了一个挖墙洞入民居盗窃的案例。盗窃现场勘查的记录详细规范，记录的内容有报案情况、现场勘查人员的职务和人数、被盗物品的数量和价值、现场访问情况、墙洞大小、房间方位等，是古代办案的范例。在勘查所见的部分写有“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 （膝）、手迹， 、手各六所”，说明在墙洞内外发现手印和膝盖印痕有六处。《穴盗》的记载表明2000多年前的勘查官员非常重视手印的作用，已把手的印迹作为盗窃案件现场勘查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