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学视角

**章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节 引言 一、研究背景 海洋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发展空间和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海洋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的71%，沿海集聚了全球多数城市、创造了大部分经济、集聚了大部分人口，以及承担了较多的货物运输量。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可依法扩大占领海域面积，这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蓝色圈地运动”，加速了各国海洋经济开发战略的实施步伐。2001年5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首次提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标志着海洋已经受到极大关注，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争夺长远战略优势的重要领域。如今，海洋经济发展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由于人口激增、陆域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加剧，海洋逐渐成为沿海国家攫取自然资源和拓展发展空间的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盟、韩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开始加大对海洋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本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划为海洋经济开发提供政策支持。但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从深度和广度上对海洋资源进行了高强度的开发，给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海洋过度捕捞、逐年增多的废水入海量、海上石油泄漏等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不断地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导致海洋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为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国际上对摒弃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型海洋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海洋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海洋资源效率的发展模式已达成共识。 中国作为海洋大国，海域辽阔，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千米，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为470多万平方千米④。海洋资源种类繁多，海洋矿产、海洋生物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滨海旅游资源等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把海洋资源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同时加快发展海洋产业，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当前，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截至2017年，海洋产业的总产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达9.4%，产业结构也由原来的“一三二”转变为“三二一”，产业结构逐渐合理，同时涉海从业人数呈直线上升状态，2017年涉海从业人数达3657万人，比2016年增加33万人⑤。随着人口趋海移动速度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我国城市人口分布*密集的区域，预计到21世纪中叶，该区域的城市化率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促进海洋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章聚焦海洋经济效率，不仅从侧面体现了海洋经济的高速增长情况、海洋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还从资源、环境、经济三个方面综合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已有文献中，国外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海洋经济某一产业或部门的效率研究，忽略了对海洋经济效率整体的测算与分析；国内学者对海洋经济的某一产业或部门以及海洋经济整体效率均有研究，但关于整体效率的研究较少，且在测算海洋经济相关效率时并未考虑外在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对效率值的影响，使得计算所得效率值与实际有一定偏差，难以反映实际的海洋经济效率。在指标体系方面，多数研究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指标体系，但海洋经济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各子系统间存在密切关系。故在投资海洋资源产出、期望海洋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考虑非期望产出，即各种海洋环境污染物，但现有指标体系中缺乏对该问题的考虑。 本章从投入产出以及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超效率SBM-Global模型剔除外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后，测算我国沿海11个省份的海洋经济效率。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标准差椭圆和重心坐标模型，多角度地刻画海洋经济效率的空间动态演变规律，引入面板门槛模型对海洋经济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研究现状 人类利用海洋的历史悠久，但在研究海洋经济效率方面开始的时间并不长。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海洋经济某一产业或部门的效率研究，在研究尺度、范围、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创新和补充。 有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对海洋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分析。Talley（1988）提出将海洋经济表现（海洋经济终端的实际产出与*优产出作比较得出）作为计算合理性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只有在海洋经济拥有一个绝对自然状态的内陆腹地的情况下，海洋经济终端的*优产出的计算才是合理的，若终端为非规则性陆地，即处于分散状态并具有竞争力时，对海洋经济终端的*优产出的计算将不合理。Hoagland和Jin（2008）为厘清世界海洋经济效益与环境成本之间的关系，在海洋生态系统基础上，研究了各海洋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贡献以及对海洋环境的破坏程度。海洋经济效率微观角度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海洋经济的某一产业或部门。其中，在海洋渔业效率研究方面：Tingley等（2005）利用SFA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计算了英吉利海峡渔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Maravelias和Tsitsika（2008）利用DEA方法评价了东地中海渔业生产的设备使用率和经济效益；Jamnia等（2015）利用SFA模型分析了伊朗南部巴哈尔地区渔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Nguyen和Tongzon（2010）运用传统DEA模型对澳大利亚4个主要港口和其他12个国际集装箱港口的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Cullinane等（2006）运用DEA方法评价了世界30个重要集装箱港口的生产效率，并分析了港口私有化与效率之间的关系；Odeck和Brthen（2012）运用DEA和SFA模型研究了亚洲、欧洲和非洲海洋运输效率，分析三个区域之间差异并比较两种模型优劣。 国内学者除进行海洋经济单一产业或部门的海洋经济效率研究外，也进行了少量海洋经济整体效率研究。研究方法以SFA和DEA为主，在指标体系方面多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选择资本要素、人力要素、资源要素以及经济效益产出和环境污染要素，这都为我国海洋经济效率研究提供了基础。在渔业效率方面：①在渔业经济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方面，梁盼盼和俞立平（2014）采用面板回归和DEA方法证实了1999～2010年全国渔业全要素生产率未得到有效改善，虽然存在技术进步，但技术效率偏低，地区间差异明显。②在技术生产要素对渔业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杨卫和周薇（2014）运用DEA模型分析了中国渔业科技生产效率。研究表明，渔业技术效率创新过程中存在投入过高、转化率低的问题，渔业科技规模限制了纯技术效率提高。③在资源环境对渔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徐璐（2015）以1993～2012年为研究区间，研究了环境约束下中国海洋渔业绿色增长的水平及地区收敛情况，证实了当前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方式仍属于粗放型，大部分省份动态海洋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低于海洋渔业GDP增长率。在海洋交通方面：于谨凯和潘菁（2015）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09～2013年我国11个沿海省份的海洋交通运输业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每年只有2～3个省份的经营效率达到DEA有效，且行业整体综合技术效率较低。姜宝和李剑（2008）将增长率和DEA计算结果分别作为波士顿矩阵的纵轴和横轴，对东北亚地区海洋运输业中的港口绩效进行了测算与比较，证明了中国上海港和青岛港较韩国的釜山港有竞争优势，光阳港在2007年取得了竞争优势地位。刘大海等（2008）利用DEA模型对青岛市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海洋科技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青岛市海洋科技的效率高，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数量和项目经费额等在效率有效的同时保持稳步增长，但由于高等院校的规模报酬不变，其在效率和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在海洋技术效率方面：殷克东和李兴东（2011）对我国海洋科学技术及其对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进行了测度和评价。李彬和高艳（2010）运用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海洋经济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时间段内，海洋经济技术效率虽处于上升态势，但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在海洋产业效率方面：程娜等（2012）计算发现非国有控股涉海企业的经营效率高于国有控股涉海企业，大部分国有控股涉海企业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无效率阶段。赵昕和刘玉峰（2012）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分析了我国主要沿海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效率。结果显示，海洋产业结构效率区域差异较大，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状况正相关。在海洋经济整体效率方面：王腾（2013）在对中国海洋经济效率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DEA模型对沿海11省份的海洋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并据此提出海洋经济发展的建议；苑清敏等（2016）在海洋经济效率计算体系中引入资源投入和非期望产出，利用SBM模型对我国2001～2011年海洋经济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邹玮等（2017）借助Bootstrap-DEA模型综合测算了2000～2012年环渤海地区17个城市的海洋经济效率，并结合标准差椭圆和重心坐标方法，刻画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计算分析了海洋经济效率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机制。 纵观已有文献，国内外研究在海洋经济效率计算方法以及指标体系方面已相对成熟。例如，以投入产出关系为主，投入方面采用资源要素、人力要素、资本要素，产出方面采用经济效益。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应与时俱进。例如研究发现，环境制约要素对*终海洋经济效率具有显著影响，故在指标体系中应综合考虑投入产出关系与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相结合，但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这一问题。为此，本章在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基础上，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构建指标体系。投入角度即资源方面选取资源要素、人力要素、资本要素，期望产出即经济方面以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替代，非期望产出即环境方面以废水入海量和化学需氧量替代。由于海洋经济三大支柱产业为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渔业养殖，因此资源要素以港口码头泊位数、星级饭店数量、海洋机动渔船年末拥有量替代，人力要素以年末涉海从业总人数替代，因受海洋研究方面基础数据限制，资本要素以固定资本存量替代。 在海洋经济效率的相关研究中，国外研究集中于海洋经济的某一产业或部门的效率，国内除对某一产业或部门的效率研究外，也有少量海洋经济效率整体研究。在研究尺度上，海洋经济效率也较少涉及中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因此本章以我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尺度，测度海洋经济整体效率。 效率测算的各决策单元因自然人文条件不同，面临不同的外在环境要素和随机误差，导致测算结果不能真正表现各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因此，本章利用DEA超效率SBM模型克服投入产出的松弛问题，并引入相似SFA模型，去除投入要素的外在环境和随机误差影响，利用调整后的投入值测算实际海洋经济效率，使各决策单元效率更具可比性。 以往对空间分析的研究未能体现动态变化，本章采用标准差椭圆和重心模型多角度定量识别并以空间可视化的方式刻画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的全局分布特征以及动态演化规律。此外，本章还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海洋经济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识别各影响因素的结构拐点以及阈值，反映海洋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程度的动态变化，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