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论集(增补本)

增补本跋　　十年前我将当时个人所写汉语史方面的论文收集起来，承商务印书馆允予出版；于是请启功先生题名《汉语史论集》，于1997年面世。论集共收论文二十篇，都是1994年以前发表的。分成四类：有关语法的十篇，有关音韵的三篇，有关文字、训诂的五篇，有关文学语言的两篇。十年过去了，有关汉语史方面的论文又发表了二十多篇，心想出个续编；商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他们建议出个增补本。我认真一想，觉得也好。因为初版中的文章，还有不少读者想看看，现在已不易找到，一起印出，也是提供一个方便。又想到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初版不到一百页，才五六万字；他一再订补，1988年出版第四次增订本时，就超过了六百页，已经四十多万字。这体现了蒋礼鸿先生深入研究、精益求精的学术探求。我的出版增补本，自然不能同蒋先生相比；在我这里，只是时间的推移，多写了一些文章，是真正把后写的篇目增补进去罢了。　　增补的二十篇除一篇外，都是1994年以后发表的。属于语法的有《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等十二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列在语法类原有十篇的后面；属于音韵的有《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三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列在音韵类原有三篇的后面；属于文字、训诂的有《汉文》《李白在哪儿望天门山》等五篇，《汉文》发表于1986年，插在原有篇目《说“斃”》的前面，其他四篇也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列在文字、训诂类原有五篇的后面。有些篇目发表时，因各种原因曾有个别删改之处，收入本论集时，一般都恢复原貌。　　回顾逝去的岁月，不禁感慨很多。二十世纪是世界巨变的时代，更是中国变化极大的时期。处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经历也是多变而复杂的；但是作为一个没有离开过学校而被称作“两门干部”的知识分子，经历又可说是很简单的。我们都只能在时代大潮的汹涌中翻滚浮沉，长期处在改造和接受再教育的处境中。年过五十还被称作年轻教师，年近花甲也没有脱离中青年教师队伍。我们担当着自觉接受改造、积极听从指挥的角色。多工作，少索取，多考虑集体利益，少提个人要求。在神州大地，这算是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提出的无可指责的人生准则。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我同许多人一样，主观上都是在努力实行时代对我们提出的准则。五六十年代校内的教学工作、社会工作，校外的兼职和教材编写，多重任务压在肩上；忙得不但没有节假日，连一天睡眠八小时也很少做到。经过“文革”十年的磨难，知识分子迎来了自由开展学术研究的春天，我还是一心扑在教学和古汉语教材建设上，还是校内、校外要兼顾，兼职比以前更多。六十岁以前一直埋头干，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老之将至”。进入六十岁，我交卸了教研室的工作，想多做些个人研究，以便应付出版社的多个稿约；可是博士生的培养，博士生课程的开设，是应该摆在首位的，还有《王力文集》的编辑、《王力古汉语字典》的编写任务，也必须摆在个人研究的前面，稿约只得推掉。唯一的自留地是研究先秦语法的发展，本论集增补的十二篇语法史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七十岁退休，只想赶快送走*后两届博士生，好来完成个人原定的几项研究任务。2001年出国探亲，着手增订八十年代出版的《汉字古音手册》，半年时间初步增收了一千多字。回国后本想继续《手册》的增订工作，没想到遇上梅祖麟要君临古音研究学界，从乾嘉学派扫到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梅氏用语)；在友朋提供信息、倍加鼓励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对“打上门来”的西式银样蜡枪头进行回击。这就成了本论集增补的三篇音韵类的文章。至于文字、训诂类的五篇文章，有的是应约为文，有的是有感而发。　　从探亲回国又三年了，校内、校外的零碎事情仍然不少，《汉字古音手册》的增订一字未动，现在真希望能安静下来，重新拣起这个增订工作。体力、目力虽然日益不济，但是一想起了一师八十自寿诗中的豪情壮语：“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馀勇写千篇”，就鞭策我要继续前进，为我国的语言学事业再做一些个人力所能及的工作。　　　　　　　　　　　　　　　　　　　　　　　　　　　郭锡良　　　　　　　　　　　　　　　　　2005年1月24日于京郊蓝旗营初稿　　　　　　　　　　　　　　　　　2月12日于海口万恒城市花园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