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攀登 无脚登山家夏伯渝的珠峰梦

1975年，登珠峰意外冻伤截肢 万人欢送前往珠峰大本营 1975年1月20日，我们这批新入选的国家登山队队员陆续从北京前往西藏。因为多数人都没有去过珠峰，也没有经过高海拔地区的训练，为取得良好的适应性，我们走陆路，先坐火车到青海省西宁市，然后乘汽车前往珠峰大本营。 到西宁后我才得知父亲患了胃癌，正在住院治疗。是留下陪伴父亲，还是去执行国家的攀登任务？我必须迅速做出选择。 在我犹豫之际，父亲对我说：“我有医生和护士来治疗和护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是执行国家的任务要紧，你只要记住，我们都在等你，一定要平安地回来。”没想到这竟是父亲留给我的遗言。我将永远牢记在心中。 通往大本营的路非常难走，客车根本走不了，我们只能改乘货车，各自坐在自己的背包上，颠得很厉害。即便是货车，也还是经常会陷在泥里。 3月1日至13日，大队人马先后到达了海拔4950米的绒布寺，当年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当我**次看到揭开神秘面纱的珠峰，它那雄壮巍峨的身影和峰顶飘浮的“旗云”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那是我从未涉足的世界。 学生时期读到珠峰的时候，它还和我毫无关联，而此刻，珠峰就在我的眼前，气势磅礴的白云笼罩在高大的山峰上，显得尤为壮观神秘。想到即将攀登珠峰，我感到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仿佛自己都变得高大了。 当时，登山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是要树立大国的地位和形象，要创造新的登山世界纪录。同时，登山队员还肩负着地质考察和科学研究的任务。从侦察、修路、建设营地，到运送物资、撤营等，都要靠我们自己来完成。 那时，我们为了安全，都是四个人拴在一根绳子上，这根绳子叫结组绳。四个人可以互相保护，但也有可能一个人滑坠牵连到其他三个人。 我们来到绒布寺的珠峰大本营时，这里已经粗具规模，宿舍、食堂、餐厅、仓库、厕所等很齐全，分布也很合理。大家帮着卸车，我背起一包200斤的大米送往一个小坡上的厨房，也没有什么不适，感觉还不错。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运动员的分工，分为修路队、运送物资队、突击队（就是*后突击顶峰的队伍）等。我被分在突击队。每个人对自己的任务和职责都很明确。 我们共需要建七个高山营地：海拔5500米、海拔6000米、海拔6500米这三个营地，在**次适应性行军时建立；海拔7007米、海拔7600米这两个营地，在第二次行军时建立；海拔8200米、海拔8600米这两个营地，由突击顶峰的队员来建立。 两次行军试练 3月18日，曾于1960年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政委王富洲，带领我们开始了**次适应性行军，目标是海拔6500米。因为有牦牛运送物资，所以我们的负重比较轻，只需背自己随身使用的物品和少量的物资。 **次适应性行军任务完成，我们返回大本营进行休整，准备第二次适应性行军。 根据对天气的预测，4月9日至12日有一个好天气过程。我们在4月5日开始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7日到达位于海拔6500米的三号营地。 不料天气突变，9日凌晨开始下雪，风速达到32米/秒，相当于12级大风，直到12日也没有减弱的迹象。 我们在北坳坚持了四天，天气丝毫没有好转，只得被迫下撤，返回大本营休整。第二次行军没能按计划完成任务。 攻克两道天然屏障：北坳、大风口 根据4月底会出现好天气周期的预测，我们这支突击队在队长邬宗岳同志的带领下，于4月24日再一次出发，突击顶峰。经过三天的攀登，我们很快到达了北坳。 从北坳往上就到了海拔7450米的大风口，这也是攀登珠峰途中的一大难关。其南面是珠穆朗玛峰的主峰，北面是北峰，两峰之间形成一个鞍谷。风一刮到这里速度就会增大，比大本营的风速至少要大出两个级别。 当我们到大风口时，强大的高空风席卷着雪粒，刮得天昏地暗，猛烈地袭击着我们。 大风刮得我们无法前进，连腰都直不起来。我们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连续攀爬了3个小时，才前进了100米左右。 当时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体感温度更低，大风使得体温下降很快。体温低，血液循环就差，很多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冻伤。我身后一个队员的两个鼻孔冻出了两个冰柱。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冻伤，队长邬宗岳决定下撤。 我们在海拔6500米的高山营地休整了一天，接到命令说5月2日到6日会出现一个好的天气周期。我们宁肯冒风险，也不愿意错失一次机会，因为一年中适合攀登珠峰的好天气周期可能只有一次，一旦错过，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于是，我们匆匆忙忙地上路了。出发前，政委王富洲来为我们送行，并检查了我拴在腰间保护安全的铁锁是否锁好。 突击的次数多了，也有了经验。风大我们就休息避风，风小我们就前进，不能强行在恶劣的天气里攀登。就这样，我们冒着七八级的大风到达了8200米的高度，并建立营地。 珠峰一般都是上午的天气比较好，风也比较小，所以我们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从8200米出发了。我们这个结组，邬宗岳走在后面，我走在中间。 当我们走到海拔8400米左右时，我感到结组绳有牵拉的感觉，知道这表示邬宗岳走不动了需要休息，就停下来等他。可绳子还在不停牵动，我回头一看，见邬宗岳用手招呼我过去。 他由于高原反应严重，说不出话来。我来到他身边，把耳朵贴近他嘴边，只听见他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说：“和大本营联系的时间快到了，你把这个报话机给仁青平措（仁青平措是当时的突击队副队长）送去，让他和大本营联系。” 我说：“放心吧，队长，我一定送到。我这有瓶氧气，您先吸点氧休息休息。”我边说边取下我背的氧气瓶，给他戴上氧气面罩让他吸氧，然后打开结组绳，装好报话机，自己一个人去追赶前面的副队长了。 这是我与邬宗岳队长此次登山的*后一面，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8600米被迫下撤 到达8600米后，我们开始建*后一个突击营地：有人搭建帐篷，取冰雪烧水做饭；有人准备金属梯，以便在攀登第二台阶时架在上面。 第二台阶，是一块高10米左右、几乎呈90度的岩石壁，其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这是唯一通向顶峰的路径，只有借助梯子才能上去。 1960年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名运动员，因为没有梯子，在这里耽误了十几个小时，*后是靠另一名运动员刘连满搭“人梯”才上去的。他们到达顶峰时是凌晨，没能留下一张在顶峰的照片，所以有些国家对这三人登顶珠峰的事实有所质疑，一直不太认可。 我们这次就是要把背上来的梯子架设在这里，就此打通通往顶峰的道路。我们队伍架设的金属梯后来在珠峰上使用了30多年，这期间所有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人都通过这个“中国梯”上下，这也是我们为攀登珠峰的事业做出的一大贡献。 天渐渐地黑了，风也开始加大。第二天，风越刮越大。第三天，狂风像惊涛骇浪般地咆哮着，直刮得天昏地暗，人根本就直不起腰来，很难向前迈步，我们无法出发登顶。我望着帐篷外不远处隐约可见的山顶，心想：考验我的时候到了，要坚持到底，就差*后200多米，一定要登上去。 但是，我们在8600米高度的突击营地已经等待两天三夜，没有吃的，也没有燃料。没有燃料就没有水喝，不能直接吃冰雪，因为那样会很快带走身体的热量，更容易冻伤。 风不知什么时候能减小，在这等待的两天三夜里，陆续有伤员被送下山。再这样等下去会出现更多的伤病人员，即便出现好天气，也没有体力了。没办法，副队长只好带领我们下撤。 让出睡袋意外冻伤 我们继续下撤，这时我和三名藏族队员结成一个结组。在下撤途中，一名藏族队员因体力透支，背包连同睡袋一起掉下了山崖。在珠峰，这个失误足以致命。 在7600米营地过夜时，看着他蜷在角落里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呼吸都开始不均匀，我实在于心不忍。当年的我血气方刚，大家给我起外号叫“火神爷”，就因为我耐寒能力比较强，所以我没多想就把睡袋让给了他。他把羽绒服给了我，我用羽绒服裹住膝盖，双手抱胸，躺在冰冷的帐篷里，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将就了一夜。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举动会改变我的一生。我因此被冻伤双脚并截肢，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 按说，冻伤应该有一个过程，先是冻得疼，再是麻木，然后失去知觉，*后就是冻伤，可是我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过程，给他睡袋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是自己背着背包从7600米走下山来的。在零下30摄氏度至零下20摄氏度的高海拔，连续七八天高强度的攀登，*后几天还没有吃东西，真是饥寒交迫。 从北坳下来快到6500米营地时，我觉得体力明显不足，两腿无力发软还有点哆嗦，好在离营地已经不远，山坡也变得平缓开阔，比较好走。大家也都打开结组，各自走向大本营。 走到一个不到一米宽的小冰裂缝时，别人都绕过这一段，而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感到很累不愿意绕行，又觉得这个小裂缝并不宽，想直接大步跨过去。没想到由于体力不支，前面一条腿迈出去了，后面那条腿不但没有蹬上力，反而发软，结果前腿没有跨到对面而是踩空了，直接掉向裂缝，我的身体本能地向裂缝对岸倒下去。 大惊之下，我将手里的冰镐使劲砸向冰雪面，想拉住下滑的身体，可此时的我太虚弱了，手也没有力量，凭借手中的冰镐根本拉不住下滑的身体，眼看就要坠入冰裂缝。千钧一发之际，我的背包卡在了裂缝口上，身体停止了下滑，幸亏裂缝比较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有惊无险，但也吓得我魂飞魄散。 我真是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瘫倒在冰面上。在裂缝边躺了一会儿，我才缓过神来，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看来在山上一点儿都不能大意。 好不容易回到6500米营地，晚上睡觉时高山靴却脱不下来了，*后只能把高山靴剪开。我一摸自己的脚，没有知觉，也动不了，冰凉冰凉的，一点儿温度都没有，这才感觉到双脚可能被冻了。营地的医生立刻采取了复温措施，用40摄氏度的花椒水给我泡脚，并让我好好休息，再作观察。 第二天，我的脚还是没有知觉，也动不了，可我们还要继续下撤，返回大本营。此时，我还没觉得我的脚真的会被冻伤，认为回到大本营后好好养养会缓过来的，到时还要再去冲击顶峰。 医生问我能不能走，我觉得如果勉强自己走下去，万一把脚走折那就全完了，所以我没有走，而是靠别人背和牦牛驮，回到了大本营。 没想到，我的双脚冻伤部位的皮肤颜色开始发生变化，由黄色慢慢变成粉红色。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脚凶多吉少，可能真的冻伤了。 痛失双脚 回到北京，我们住进了积水潭医院。 在这次登顶珠峰的行动中，我荣立了三等功。接着，又传来噩耗，父亲在我突击顶峰时去世了。父亲病重时，我没能守候在他身边照顾他，在他离开我的时候，我也没能见他*后一面，为他老人家送终，我悲痛欲绝。 冻伤的双脚由粉红色慢慢变成紫红色，*后变成触目惊心的死黑色，并开始与肢体分离，骨头和连接骨头的肌腱及神经都暴露在外面，已经到了必须截去那部分坏死组织的地步了。 父亲的离世加上失去双脚的双重打击，使我的情绪跌落到了低谷，内疚、自责、痛苦、抑郁、精神恍惚，一天到晚萎靡不振。我不敢想象，自己20多岁就失去父亲，而且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人生感到绝望，一天到晚闷闷不乐，不知如何是好，一度失去了方向。 很多人知道我的故事后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把睡袋让给了队友，自己却冻掉了双脚，从此离开已融入生活的足球，值得吗？后悔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反复问过自己，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 有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在一次遭遇恐怖袭击的火灾中，有个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非常勇敢地救出了好几个人，但是由于吸入了大量的烟雾又被突然倒塌的重物砸成重伤，他晕倒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被截肢，躺在医院里。他的事迹广泛流传。有一次记者采访他，问他后不后悔，他的回答让在场所有人都出乎意料。他说：“我后悔，如果再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不会去救人。” 人在理智的时候是会分析利弊的。而人性只有在生与死一瞬间的抉择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就因为那一时的冲动，产生的蝴蝶效应是巨大的。 我在把睡袋让给队友的一瞬间，就只是想帮帮他，我是“火神爷”，我不会冻伤，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我是否真的不会冻伤，更不会想到会被冻掉双脚。 如果我想到那一刻的举动所造成的结局竟会改变我的人生，我是否还会这样做？这个问题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失去双脚，现在我还是感到很痛心，尽管我自强自立的性格弥补了生活中的一些缺憾，但残疾的现实和太多的失去是永远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