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上的哲学(全4册)

　但是现代性改变了一切。在现代，如康德所说，人性终于长大了，成熟了，而且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到了可以拿驾照的年纪了。现代性意味着现代公民自由和现代科学这对双胞胎开创的时代，它们促进了自由探索，它还是新教改革开创的时代，它促进了个人责任的观念。它始于16世纪的西欧，*终用宗教、政治生活、个人行为和批判性探寻方面的现代民主自由取代了教会和国王、传统和迷信的霸权，这些都可以缩到一句话中，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意味着把真理之光照射到我们迄今为止黑暗的环境中。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没人反对其中任何一点。但是要注意，现在真理之光的意思是理性之光，而不是上帝之光。之前上帝做的大量工作现在由理性来担任。在它新的、不那么受人尊敬的工作描述中，真不再跟善和美一起，像它对奥古斯丁和古人来说那样，构成一个总括性的地平线或者生命的要素（对它的爱就是智慧），真变成了论断和命题的特征。古代人当然清楚关于真论断的一切。是他们*早把这些理论化了。他们发明了关于有效论断（逻辑学）的研究，创造了*终带来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思维习惯。但是他们也清楚，智慧比逻辑大，他们看到和听到了真理这个词中发生的更多的东西，对它们来说，这比单纯的真论断要高深、神秘得多。　　到了现代，在古代上帝和真理所做的大部分重活都转向了理性，这肯定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不会再期盼任何别的东西！我们想站立在我们自己的双脚上，为我们自己而看，而不是相信别人的话。宗教以新教改革的形式，在这一转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强调个人直接面对《圣经》中上帝的话，消除了中间人（教士们）。这为个人自由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还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不只是尊重个人的良心、推广人人识字。路德的圣经学意味着人们要学会读书，《圣经》要翻译成人们真正在说的各种语言。这又提高了拥抱新教的各个国家中识字的中产阶级的增长，这为接下来工业和商业生活的增长做了准备，而天主教国家使自己处于劣势，一直威胁要分裂为识字的懂拉丁语的教士和占主导地位的不识字的普通信徒（或者在法国，分裂为天主教君主政体和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冲突）。　　但是所有这些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以真理和智慧为代价。用古典的术语来说，理性从智慧中脱离出来，理性*终变成了愚蠢，而真理失去了它的范围、幅度和魅力。理性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跟其他一切不成比例，这正是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尼采没有闪烁其词，他说苏格拉底式的理性是一个“恶魔”；某一部分过分、失控的生长损害了整体。但我们可以问，我们以理性而非智慧或真理为基础赞同事物，这会有什么区别吗？　　简单的回答时，一旦理性接管下来，就会发生一种影响深远的反转：真理不再是一个对我们做出的主张，而是变成了我们代表我们的论断做出的主张。也就是说，现代性吹嘘的“自主的个人”登场了，它是真论断的作者，真理也不再是太阳了，不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总括的地平线，一种激发我们的爱和渴求的东西。在现代，理性这一功能开始像*高法院一样起作用，在它面前，其他一切都要是为了被断定为理性的或真实的，而不是非理性的、虚幻的甚至疯狂的。理性判断一个主张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像法官一样。在所有东西取暖的真理的太阳所在的地方，现代性给出了好奇的人类照亮事物的理性之光。显然，在后现代境况下，真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它不再配得上某种永恒、神圣的东西的荣誉，也不再被当作上帝的名字，虽然作为彻底的民主派，我们不会阻止特定的宗教群体那么说。对这个世界我们已经看得足够了，知道做到睿智有多种方式，有多种生活方式，有许多语言、地形，许多次、许多地方，我们制定得很完美的计划有许多出错的方式，所以我们不会接受单数的、大写的真理和智慧——如果我们认为真理可以发生于任何地方，并且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围绕上帝或大写的理性组织我们的真理观，该怎么办呢？这就靠事件的作用了，而事件需要一个重复理论。如果这种更宽泛的、更开放的真理是在四处奔走的真理，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它是怎样走的？如果真理是一个事件，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我的回答是重复。在20世纪，启蒙运动这辆公交车的轮子掉了。这个世纪见证了一系列左派和右派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专制主义政治令人不安地与绝对真理的理论结伴——还有核武器竞赛致命的边缘政策，没人有心情聆听什么历史是大写的真理、上帝的生命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展开，或者事物受到纯粹理性的原则的指引。那不可能是真的。任何曾经冒险出过大门的人都知道，生活显然比这危险得多，其中有更多的因素，因此我们称作真理的东西是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东西。这些事件带来的震惊，动摇了20世纪的政治，同样震惊了艺术和文学界。所以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它把大西洋两岸的哲学家送回了画板前。在此之后，哲学家们不太可能把现实理解为在铁轨上平稳运行的火车，或者嵌在深处的真理的展开，不管它是上帝还是理性的规则。跟他们更加合拍的是不规则而非规则，是非连续而非线性的，是混合而非纯粹，是独特而非普遍，是边缘而非主流，是阴影、混杂而非明朗、清楚，他们更愿意承认事物一直能够，也确实会出错。无论如何，这并不等于要抛弃真理这个概念。这意味着要使它复杂化，用不那么渴望的、理想化的词来重新描述它，敏锐地欣赏真理会发生的变形和转向，以经常反讽、戏仿的、偶像破坏的方式来呈现它。这才是后现代该采用的语调，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生活在一个飞速的电子沟通、全球市场和全球旅行、不停地运动和搬迁、多任务和超链接的世界。　　……　　第1章梦和终点　　欧盟已经在审核一份提案的草案，该提案是关于用氢气做原料的超音速飞机A2，这种飞机只需要四个半小时就可以将乘客从布鲁塞尔运送到悉尼，而目前的飞机完成这段航程需要整整一天。这听上去似乎相当了不起，然而，即便*高速度达到每小时4,000英里，依然存在很大的提速空间。是否可能建成一个机器，能让我们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从布鲁塞尔到悉尼呢？或者半分钟？音速是每秒343米，或者说，差不多每五秒一英里。光速是每秒30万千米，或每秒186,000英里。如果科学家没说错，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都不可能比光速快，那么我们到底能够多大程度上接近光速呢？暂不考虑速度，设想中的A2噪音还非常大——只有在人迹罕至的极地上空，它才能够以*高速度飞行——更糟糕的是，它没有任何窗户。显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但是能有多好？是否存在理想的交通方式？　　比快更快　　有时候，理想的交通方式是坐船在泰晤士河上顺流而下，或是悠闲地漫步、骑自行车，在一个晴朗的夏日这样做，就更美好了。但是，让我们假定我们追求的是速度。因此，我们想要*快的，甚至是瞬时的交通方式，同时也需要这一交通方式便宜、可靠，并且安全。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种被称为空间传送（teleportation）的交通方式。　　科学家已经提出了几种实施空间传送的方式，它们的可信度不尽相同。其中一个方法的可信度尤其高，也更有可能是一个行得通的做法，因此它得到了科学家、未来学家，以及哲学家的广泛讨论。这种空间传送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1.首先进入一个空间传送舱，你的身体会经过一次高速而细致的扫描。扫描得出的数据会安全地储存在一台计算机上。　　2.然后，你的身体就被无痛毁灭。产生的物质以及能量都会得到安全妥善的处理（它们不会被送去任何地方）。　　3.扫描得出的数据通过无线电波、镭射光束或类似的信号传送方式，被传到指定的目的地。　　4.数据到达之后，这些信息被输入一个先进的3D生物打印机，它会在空间瞬间传送的“接收”舱中，（即刻）创造出与你原先的、出发那一刻完全相同的身体的复制品。原先那个人和这个新造出来的复制品之间，看不出任何生理或心理的差别。　　然后，你跨出舱门，就像之前的你一样，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这个故事大致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往往被称为“信息式空间传送”（informational teleportation），因为只有信息——即用以复制你的那些编码数据格式——发生了空间转移。你的身体（别忘了这个）一开始就被毁灭了，产生的废物和能量都不会被保存下来，也不会被传送到任何地方去。你新的身体是由储存在“接收”舱中的全新材料构建而成的。这种信息式空间传送就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关注的类型（尽管我们不会完全忽视其他形式的空间传送方式）。信息式空间传送不一定是瞬时的，然而大致也相差不远。以光速旅行，只需几秒的传送时间，已经足以把你送到百万英里以外去了。用不着一秒钟，你就可以横跨整个大西洋。　　人体扫描如果足够细致，以至于能够构建出一个（近乎）完全一致的复制品，就会包括非常大量的数据——按照当前的标准来说是极其庞大的，然而我们可以推断，未来的计算机技术还是可以处理这些数据的。这些数据的传输完全可能像今天组成因特网的数据一样：通过光缆以光脉冲的方式传输。正如安德鲁·布卢姆（Andrew Blum）这位作家所描述的，因特网是：　　　并非故事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我们如果仅仅因为空间传送在游戏或电影中看起来运作自如，就断定空间传送是真正可能的——是一种使人发生移动而不会杀死他们的方式——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想要弄明白的是，那个从空间传送舱里走出来的人，是不是真的是你，还是仅仅是你的复制品——也就是另一个人，一个新创造出来的人，这个人恰巧和你非常相似。　　空间传送到底是否是个可存活的过程，*终取决于我们是哪一类事物。关于自我的哲学探索恰恰就是试图要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在这方面，哲学家应该会给我们以启发。事实上他们的确也做到了。　　让我们暂且不考虑我们也许具备非物质的灵魂，假定我们是完全物质的存在，并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展开思考。有一种哲学思想，叫做动物主义（animalism），它认为我们不过是属于智人这一物种的生物体罢了。如果我们只是这类平常的物体，那么这一点对空间传送的可存活性（或不可存活性）意味着什么？　　假如你可以把一只猫的组成原子全部扯开来，分散到四面八方去，你可以完全确定一点：这只猫不会活下来了。桌子、椅子或者其他中等大小的物体都和猫一样：它们不可能经历完全的物理消亡而存活下来。因此，猫和椅子都不可能通过信息式空间传送的方式，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毕竟，在空间传送过程中发生的**件事情，就是置于传送舱中的物体的解构——完全的彻底的毁灭。得到的原子核能量不会被发送到任何地方去，传送出去的是扫描过程中得到的信息——而原先的原子只不过是被分解了。如果我们小心地将一只猫放在传送舱中，它不一会儿就消失了，而在线路另一端的舱中出现的猫显然不是我们一开始见到的那个动物。这只猫充其量是用新原料制成的，是原先那个动物的复制品。如果是这样，那么信息式空间传送就不是能够安全移动实物的方式，它只是更加类似于传真的一种传送数据模式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创造出复制品。　　如果猫无法在空间传送过程中存活，并且，如果我们和猫是同类物，即生物体，那么我们也无法在空间传送过程中存活下来。因此，如果动物主义是正确的，想要用空间传送的方式来旅行的尝试，无疑是极端有勇无谋，因为结果将是致命的。然而，关于我们是什么，动物主义绝非唯一的哲学观点。还有许多与之不同的观点，其中某些对空间传送旅行更为有利。　　德莱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出版于1984年的《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是近年来关于自我本质的*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为了能让我们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事物，作者提出了一个假想的情境。这个情境一开始是这样的：　　我进入了空间传送机。我曾经去过火星，但用的是传统的方式，坐太空船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这部机器会将我用光速传送出去。我只需要按一下这个绿色的按钮。和别人一样，我很紧张。这行得通吗？我想起了那些曾经被告知的即将发生的事情。当我按下这个按钮，我将会失去知觉，然后似乎片刻之后就会醒来。其实，我将会失去知觉半小时左右。地球这里的扫描仪会分解我的大脑和身体，同时记录下我所有细胞的准确状态，然后会将这些信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出去。这些信息以光速传递，需要三分钟左右到达火星上的复制器，并会用新的物质创造出和我原先一样的大脑和身体。这将是我醒来以后的身体。　　……　　**站：架构、重构与建构　　1944年9月7日，随着盟军开进法国境内，德国人将菲利普·贝当元帅及其名义领导下的维希政府迁到了德国南部的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费尔南·德·布里农（Fernand de Brinon）为首脑的，享有法国流亡政府治外法权的城市国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西格马林根开设了使馆，这个城市拥有两个广播电台以及两家出版社。生活在这块飞地上的6000多公民中，不但有像拉瓦尔（Laval）这样的维希政府元老、赛琳（Céline）与雷巴特（Rebatet）等知名记者与作家，还有罗伯特·勒·维冈（Robert Le Vigan）这样的电影明星，后者曾在杜维维耶（Duvivier）1935年执导的电影《髑髅地》（Golgotha）中饰演耶稣基督。此外，西格马林根还驻扎着500名士兵、700名党卫军以及不少法国劳工。城中弥漫着近乎疯狂的官僚作风：为了营造维希政府是代表法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幻象（虽然从法理上说，这在当时的确是事实），西格马林根的国家机构继续着它在法国时的工作：每天，政府都作出数不清的声明、法案与行政决策，尽管所颁发的这些文件毫无实际效力——这就像一台失去了国家的国家机器，它自行运转，漫无目的地实现着自身的职能。尽管整个布局显得可笑，但其中也不乏悲剧式的凄美，例如在《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Dun chteau à lautre）中，塞琳就生动地描绘了西格马林根悲催困惑的日常生活。　　在倡导常识，反对哲学的人们看来，哲学这个行当无异于精神上的西格马林根：哲学家不亦乐乎地虚构出天马行空的理论，仿佛有了看穿人类命运的洞见，然而真实的生活却与这些哲学巨擘的思想毫不相干。哲学真的只是一出虚幻的影子戏吗？它仅仅是些模仿着真实事件的虚假事件吗？抑或它的真正力量，恰恰在于其不直接介入生活的超然态度？是否正由于这种与真实事件之间的“西格马林根距离”，哲学才得以洞察这些事件中更深刻的纬度，并成为我们探索事件之多样性的唯一方式？然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在其*基本的意义上，哲学究竟是什么？　　2002年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在已知与未知的问题上，作了一番准专业的哲学思考，当时他说：“世上有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经知晓的东西；此外还有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然而除了二者之外，还有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亦即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当然，拉姆斯菲尔德这么说的目的，是为美国即将对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辩护：我们知道某些事实（例如，萨达姆·侯赛因是伊拉克总统）；我们还知道自己对许多事并不知晓（例如，伊拉克到底拥有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还有许多事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萨达姆·侯赛因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秘密武器？不过，拉姆斯菲尔德似乎忘了加上第四种状况：“未知的已知”，　　　　　同一个形式的更确切版本，出现在所谓“歌剧平行电影”中，这些电影让当代故事与传统歌剧（通常是意大利歌剧）的剧情平行发展，歌剧的布景往往是电影情节的焦点所在。1939年的意大利电影Il Sogno di Butterfly（《蝴蝶之梦》）在此提供了有趣的例子：舞台上蝴蝶夫人的扮演者罗莎爱上了一个美国男高音并怀上了他的孩子，但这个歌唱家对怀孕并不知情，后来歌唱家回到了美国。四年之后，这个富有而家庭美满的美国歌唱家又回到了意大利。与歌剧蝴蝶夫人不同的是，罗莎并没有自杀，她后来全身心地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但直到这一刻之前，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排练过程，恰恰是剧中人物真实关系的反映，尽管他们自己不愿承认这点。　　在好莱坞，*流行的电影主题，当然要数情侣的破镜重圆。在维基百科网站上，关于斯皮尔伯格的影片《超级8》（Super 8）的词条有这样一段描述：“在电影结尾，当星际飞船离开地球向着外星人的母星返航之际，乔和艾莉丝彼此双手紧扣。”这对恋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爱情的障碍——那些神秘可怕的外星生物（也就是拉康所说的“带来创伤的第三者”），如今终于要离开了。然而，片中外星生物这个障碍的角色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尽管它极为残忍凶恶，但这个生物恰恰是为了让这对恋人走到一起而存在的；更确切的说法是，外星生物构成了乔与艾莉丝为了在一起而必须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好莱坞对破镜重圆的青睐可谓持久——例如在2012年的影片《逃离德黑兰》中，我们在开头看到，身为CIA特工的男主角正与妻子分居，但他与小儿子的感情很深。而在影片结尾，他来到了妻子住处的门口，问妻子可否让他进去，他的妻子默默地拥抱了他。这个场景的难解之处在于，因为与妻子的复合紧接着逃亡计划的成功，我们不禁怀疑是否他妻子通过某种方式得知了这个特工的所作所为，但CIA的行动又是严格保密的。这意味着，这部影片的核心并不在于如何营救躲藏的美国人，而在于这对夫妻的破镜重圆。　　在影片**部“贾斯汀”中，贾斯汀与迈克尔的婚礼派对在贾斯汀的姐姐克莱尔和丈夫约翰的家中举行。奢华的婚宴举行了一整天，在欢快的餐饮舞蹈背后，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暴露无遗（贾斯汀母亲的那些刻薄而辱人的话语，气得约翰差点要把她赶出自己的家；贾斯汀的老板则一直喋喋不休地求她为自己写一篇广告文案）。贾斯汀一个人离开喧嚣的婚礼派对，这一切似乎离她来越遥远，她与一个陌生人在草坪上出轨，丈夫迈克尔*后离开了她。　　另一处细节就是：当这个他物迫近地球时，不但动物的行为变得怪异（马受惊），而且大气层也起了变化：短时间内，贾斯汀与克莱尔觉得透不过气——大自然的基本指标和它的平衡正在解体。　　这部电影的想法，*初来自导演冯·特里尔治疗抑郁症的亲身经历：心理治疗师曾告诉他，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有抑郁症的人反倒比其他人表现地更加沉着冷静——因为他们对更好的结局早已没有任何期待。这个事实正反映出日常的现实生活（reality，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由既存习惯与观念构成的社会空间）与实在物那残酷而无意义的创伤经历之间的分裂：影片中的约翰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完全沉浸在日常现实之中，因此一旦现实生活的坐标崩溃瓦解，约翰的整个世界也随之坍塌；克莱尔是个歇斯底里之人，她在灾难到来时惊恐万分，对任何东西都产生了怀疑，这也使其避免了精神崩溃；而在世界末日面前，患有抑郁症的贾斯汀则几乎不受影响，因为她早已远离现实生活，生活在自己的抑郁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