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金陵大学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战局的压力、境况的迁变、国家的存亡、自身的发展,这些因素都迫使金陵大学在办学思路上必须尽快做出调整,以更趋于实际的合理办学方向,适应战时社会发展的需要。1939 年4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教会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国家危机时期的政策”“长期的应急调整与重建”两项议题,来自内地的12 所教会大学校长一致表示: “我们认为应当维护基督徒的品格、学术自由和对国家忠诚,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危机时期。我们要坚定庄严的信念:为保护这些权利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可见,全力支持国家抗战已成为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普遍共识。为支持国家抗战、社会发展、服务大后方建设,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对办学思路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部署。 在陈裕光校长看来,战时大学教育更应注重精神和意志的培养,他指出:盖“现今大学教育为一躯壳,而坚强之意志,苦干之精神,与夫真诚勤仁之行动为其灵魂;躯壳与灵魂齐备,而后大学始称完善。”因而,他要求全体师生“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奋发,追踪国步,以期对抗战建国,薄有贡献”。 为促进抗战、建设,国民政府提出“建教合作”方针,即:“为谋教育行政与国防的生产建设事业之沟通与合作,应实施建教合作。”《教育部订定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教育为造就人才以备国家推行其政策,完成其政治经济之建设,自应与国家施政方针相吻合,故于自身其目光须远于各部,其联系缜密,以期质量之随时调整而合于需要。”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将该方针表现于教育的方面总结为“计划教育”,即“配合政治进程,适应国防与生产建设等需要之教育,此种教育之过程为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密切配合,并头迈进,其目的则在完成抗战建国大业之使命。” 陈裕光校长积极配合国家“建教合作”方针,进一步将金大教育科研事业与国家抗战、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以“服务社会,教育人才”为己任,一“再调整有关科目,以切合时代需要”,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师生开展“田场实习,校外之服务乡村,入营受训,访问调查”等社会服务工作,认为“抗战期中,各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养成同学服务精神,以作民众模范,实行节约生活,利用课余时间,节省物力,贡献国家”。 另一方面,强调“加强研究精神”,认为科研与国家综合实力、国际地位紧密相关。陈裕光认为:“德国戈林曾说,德国之所以失败,实由于空军之屡战屡北。日本高田少将也说,日本所以订城下之盟是由于空军之一败涂地,尤其琉球一役,竟使日本宣告死期。可是盟军之所以胜利,亦非侥幸所致,此皆日积月累的研究,有以致之。中国的物资, 素称丰富,可是国内的衣食,尚须有赖于盟国的救济,更遑论军事上的发明。故今后办教育者,或建设学校者,应从质上着眼,提高研究精神,使锦绣河山,重放灿烂的光辉。”至抗战后期,陈裕光进一步强调要为战后国家建设做好人才储备,指出:战“后的建国,较之战时的抗战,也许更为重要,人才的需要,也许更为殷切,所以我们在这胜利在望,而战事尚未结束的时间,正是我们努力学业,为国储才备用的时期。” 金陵大学将当务之急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在发展国防生产急需专业的同时,遵循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强调对中国历史文化、理科农科等基础问题的研究,以文化传承、科研创新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进步。陈裕光校长指出,“抗战展开以来,紧急问题当头,不能即时研究来应付,关于国防生产方面的物资与应用科学的人才固然不够。就是中西文化,在人民思想意识里所行使支配权的整个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本校在抗战前虽曾注意到各种研究所的设立,*先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次设立文理农各科研究所如农业经济,化学以及历史等部门,但是国内的学术水准过低,参加研究的人太少,虽不能完全说没有成绩,但是终嫌贡献太少。深望同学多多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东方文化,本国文化,尤当由深刻的认识与批判,不但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可把它介绍给世界别的民族。” 作为抗战大后方,西南地区成为民族复兴的大本营,国民政府鼓励支持各方开展边疆建设工作,提出“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为社会服务则必深入农村,为国家工作则必着重基层”。中国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将传播福音与边疆服务工作相结合,在各教会大学的支持和配合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边疆服务运动。边疆服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孔祥熙曾指出:“我们国家需要边疆服务的工作”,对中国基督教会的边疆服务活动表示支持,强调“中国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徒的教会,边疆服务部是基督教的服务运动”。 金陵大学各院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宗教精神与社会服务相结合,配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的安排,积极开展边疆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有效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 战时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指出:“现代战争为全民动员之战争,故不仅应动员国内一切物资与人力,亦必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 方足以适应国家当前之需要,且此次抗战之意义, 不仅限于排除暴敌之侵略,而尤在于努力抗战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③金陵大学将知识教育与精神教育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陈裕光校长认为:每一位毕业生都是国家的一名“生力战士”,“在这抗战期中,既已受了本校严格的训练, 而在毕业时,还要到社会里去迎接国家的胜利,这个责任,这个使命,确是非常重大,必须要每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尽*大的努力,所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然后方可对国家有一点贡献”,社“会是整个的,大学所给予我们的训练,真是为这个整个的社会服务而准备”。他告诫毕业生们“不负国家在抗战正酣的时间,苦心焦虑的栽培”,要“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去贡献一己的专长”,“继续以研究的态度整理知识,发展知识,培养知识,期能改造环境,创造事业,而后对于学术才能有真正成就,对于民众福利,才能有真正的贡献”。同时,金陵大学配合国民政府的部署,校内成立了国民党支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党团组织,制定了《金陵大学军事管理办法》,以“锻炼其心身,改进其生活,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充实国防之实力”,“养成其服从命令之风气,具坚忍不挠之勇气”。 并通过“国父纪念周”、播放抗战宣传影片、广播演讲等方式,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战动员。 同时,金陵大学借助与西方国家的天然联系,大力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宣传中国抗战精神。抗战期间,陈裕光校长多次赴美, 在美国期间,努力“以一个公民的资格,出外宣传,以促进中美文化,消除国际误会”;③并积极致力于“沟通中美文化,取得国际合作”。陈裕光认为:“本校为外籍校友所创立,因此以沟通中西文化,介绍西方之新进科学,为其自然的特点,而文化亦因沟通,而更加发扬…… 五大学之共同职志,乃在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 时至抗战后期,随着中美同盟的缔结,金陵大学的各项办学活动更加活跃,对自身办学定位和未来发展规划有了更加宏伟的设想: 本校五十五年来之办学方针,除遵照吾国既定之教育宗旨外,爰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唯一今后我人已将转入一伟大之时代,学校所负使命自将愈益崇高,故我人不仅须维持前人已往办学之精神,更须奋发淬励,把握时代需要,期能达到大学新育*高之理想,以为社会前驱。一方充分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一方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务期能迎头赶上而更超越之,使中西文化得以切实沟通。总之,加强教学工作,促进研究事业,改良社会生活,创造未来文化,将为吾人今后努力之目标。本校对此,过去已有相当努力,今后更当循此途径,以求贯彻。 1943 年6月28 日,在华西坝五大学联合举办的毕业典礼上, 师长们对毕业生说道:“五大学之共同责职,在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 五大学之教育目标,并非培养学生徇私徇利,予取予求,亦非遁迹隐居,独善其身,乃使学生走入社会,服务人群。今值诸生毕业之际,仍盼以后本着固有之特性,发扬而光大之。……今值战争期中,吾侪青年, 正宜握住机会,负起责任,为国宣劳,尤当充分培养人格,知能,与精神,始克达此任务。” 抗战期间,金陵大学秉持服务抗战、服务国家、服务西部建设的大局观和使命感,将办学发展与国家抗战、大后方建设结合起来,在教学科研、边疆研究、社会服务、抗战动员、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期待能够在战后国家重建工作中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