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衡:新文化运动的异途

选自《想象“现代化”：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潘光哲），第125—130页。 晚清以降，“西力东渐”导入的文化冲激现象，多面复杂，身历其境者的反应，一样千变万化。“欧化”或“西化”这两个词汇，便是当事人表述这些现象的概念语言。然而，以“欧化”或“西化”当作国族文化未来的方向，批判之声，始终不绝。像梁漱溟区分世界文化的系统，自成一说，却也不能不感慨“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中国“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他正是要向这“西方化”的潮流奋起力争。钱玄同（1887—1939)则斥责称谓“中国现在的新文化”为“欧化”或“西方化”，“都是不妥当的名称”，而应该是“现代的世界文化”。虽然他赞同林语堂（1895—1976)“爽爽快快讲欧化”的主张，但是，在他的心目里，“所谓欧化，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仍以“现代”与“世界”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至于胡适在同一时段里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既控诉“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为“*没有根据而又*有毒害的妖言”，并反其道而行，论证西洋近代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潜在台词自是呼吁人们热情拥抱“西洋近代文明”。即便胡适被批判为“介绍的西洋近代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工具”，“是腐朽不堪行将死亡的文明”，批判者主张的却是“西洋近代的新兴的健康的文化”，即“马克司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因为这些真正才算是新兴的健康的文明”;然而，在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那里，作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和钱玄同、林语堂没有太远的距离，都是奉西为尊，以今为尚（只是，他们认同赞许的“西”或“今”，则心目里各有所指，甚有不可调和之势，孟森与胡适的“迷惘”，应可由此得其解）。“现代”被视为承载进步意涵的词汇，非“西人”或是“欧人”所可独擅，而具有普遍意义。 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之下，兼及进化论“今胜于昔”的认知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世界观，都使“现代化”这个词汇轻而易举窜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世界，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后设语言”之一，为他们开展对于中国前景的各式各样的想象提供了空间。 三、“现代化”与中国前途的多重想象空间 “现代化”一词被导入中国言论界之后，好似一个无限大的想象空间，可以让各方论者自由驰骋对于国族前景所向的意念。 1.“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蕴涵着“进步”的普遍意义 即如天津《大公报》刊出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一文明白畅言“从进化公例言，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一切一切的‘现代化’，乃进化公例所要求”;张素民则谓，“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陈序经则直言：“没有经过现代化的中国，不外是旧中国”，“若不是落后的中国，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国”。一句话，“现代化”被赋予了求新尚进的意义。 2.“现代化”可以是对于某种现实状态的评估标准 像是蒋廷黻所谓“日本的物质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着封建及军国元素甚多”,他对大学新生的谆谆教诲也是如果希望“改革国家，要使国家和社会完全现代化”，便应该“在学校里面作起”，“中古的意态、习惯、空气都不应有丝毫存在于学梭之内”。《申报月刊》的编者也指陈“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而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这些都是在上下文里不必论述究竟怎样才算是“现代化”，便放笔立言、进行评估的例证。又如中国科学社成员之一，担任是社机关刊物《科学》杂志主编的刘咸（1901—1987),将“迷信” 与“科学”对比为势不两立，感慨中国“数千年来缺乏科学”，以致“迷信百出，无奇不有”，可以说，“迷信”乃是“科学发达过程中之障碍物”，因此“誓必破除之，廓清之，使不为科学之累”，否则科学“不得自由发展，亦即国家科学化，现代化，不能迅速实现”,完全将科学等于“现代化”，“迷信”则和落后画上等号。在他们的评估里，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便是中古、落后、不进步等等状态，这也证成了“现代化”所蕴含的求新尚进的意义。 3.“现代化”可以是一种目标的期待 如蒋廷黻之判断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现代化”，所以他呼吁南京国民党政府“必须表示它有领导中国近代化的本领”,他希望“作政论的人”能以“集中力量来帮助和督促政府实行现代化”作为自己的“**责任”，而且“如政府不走这条路，我们不妨光明正大的内政问题来批评政府，推倒政府”。而如苏雪林指陈胡适当时“拥护现政府的目的”，便在于“从散漫无纪的国家，一盘散沙的民众中间，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从而“内以促中国现代化之成功，外以抵 抗强敌之侵略”,也同样是立基在一个朦胧的“现代化”样态的殷切期望，而无须说明“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定义。尤其在国族面临着重重危机的情况之下，论者痛切指陈“现代化”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无上命令：或谓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或谓“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现代化”俨然是推动国族奋力以进的轨道方向。 4.“现代化”可以是开启知识分子国族前景想象空间（各个领域）的无限大范畴 以下便是著名例子。《申报月刊》在1933年5月决定对“现代化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并“为谋集中讨论生产现代化的便利，故于征文信中又不得不将我们注重于经济方面的意思”集中为以下两个问题，向知识界征文：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几个先决条件？ （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 响应者众，遂有《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问世。发刊在其上的众家论者，各执己见，主张“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者有之,倡言“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者亦有之；关心“农业的现代化”者有之，思索如何促使“生产现代化”，怎样开发煤、石油与水力等“原动力”而使“中国现代化”者亦有之。或可一言蔽之曰：盲人摸象，各有所得。即使是日后以主张“全盘西化”而成众矢之的的陈序经，也在同一时段以“现代化”为立论张本，反省检讨当时中国教育的问题，从而提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澈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激底的现代化”的见解。竭力主张中国应走向建设以谋求出路的蒋廷黻，则直截了当地说：“所谓建设就是物质的和制度的创造和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流风所及，蒋介石于1934年基于多重目标而发动“新生活运动”，诠解其意义，即谓：“新生活运动，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期可“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相互对比，想象／关怀中国国族（各个领域）的未来，道路可以无限多，方向可以无限广，共同交集唯有“现代化”这个词汇而已。至于“现代化”具体的内容，人言各殊，各有祈向，随论者倡言立论的需要而可以不断变动。孟森和胡适的“迷惘”，正是面对无限大空间的反应。 可以想见，“现代化”一词的意义／内容，知识阶层虽然各有己见，没有共同的认知，但它作为一个讨论／建立“文化认同”而无所不包的概念范畴，已然形成时代共识与共同语言。特别是，在1934、1935年接连爆发了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而掀起的论争，未几，更有围绕着陈序经“全盘西化”言论的“全盘西化论战”。在这一连串此起彼伏、绝无共识可言的“文字战争”里，“（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乃至“中体西用”等等主张，都各被立场相对的论者力斥其非，而唯一未被“污名化”的，只有“现代化”一词。正如参战者之一的张熙若（即张奚若）所谓：“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因为“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相对的，“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如“中国古书加以句读”，“或将古文译为白话文”；“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在他那里，“现代化”成为结合中西之长的一种方式。可是，他还是承认：“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而“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只是“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从张熙若的判断与分别所举的例子来看，在他的潜意识里，虽然中西各有其长，但对比之下，落后者还是中国。又如冯友兰（1895—1990)后来的观察： 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 然而，“西洋文化”既然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所以“优越底”，那么，文化论争里的中国／西方或是东方／西方这组地理意义的二元对立架构，便为“中古”（后来还可以是“传统”）／“现代化”这一组时间认知的二元对立架构所包摄进去。“现代化”，其实指的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西方”。 总结来看，自从1930年代起，出现于中国的言论舞台上的“现代化”，其内容含义即便人言各殊，却是一个可以依据论者需要而被信手捻来的开放论述空间，既可以根据立论范畴添加实质内容（如主张发展科学或打倒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无须任何论证的主观期待（如声言“我们希望中国／青年现代化”）。它更是一个承载了以西方为标准的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统一体象征，从此成为中国（若干知识分子）理解／诠释／想象世界的“后设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