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表达与传播——学术出版的本质及其实践:全2卷

对中国学术出版建设的可贵思考与实践 邬书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同志将他2008年至2020年十多年间的130余篇文章、书评、工作报告和重点图书策划实录，以《思想的表达与传播——学术出版的本质及其实践》为名出版。把剑英同志的这本书放到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考量，从中可以看到一代出版人对中国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思考和实践的轨迹，本书也是这一进程的历史见证。作者在以下几方面有思考、有创新、有实践，值得关注学术出版的同志们读一读。 其一，本书对学术出版的本质和中国如何推进学术出版的繁荣发展做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学术出版在出版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出版业的核心板块。如何做好学术出版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对于一家学术出版社的“掌门人”来说，更是一大挑战，是对其智慧与能力的考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我国*具影响力的学术出版社之一，在十几年的出版实践中，作为该社“掌门人”，赵剑英以哲学思维探索学术出版之道，为出版同行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做好学术出版，首先要回答何谓学术出版，学术出版的矛盾或症结是什么。剑英同志用“思想的表达与传播”概括学术出版的本质与使命，新颖又独到。出版的本质功能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用古今中外的知识、思想来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剑英同志认为，思想是人类文明中*具原创性、*核心、*精粹的部分，因此，作为表达和传播思想、推动人类思想进步的学术出版应是*基本、*重要的出版形态。学术出版不仅要传播好学者按照自己的研究计划生产出来的学术成果，还要以好的选题策划引领和推动学术思想创新。我以为，剑英同志的这一理解是精准的，对于做好学术出版工作十分重要。剑英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擅长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基于对学术出版的认识和面对社科出版社在发展中曾经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定位”“三个统一”“五个战略”“六个坚持”等出版理念，破解学术出版的难题。这些理念从哲学层面阐明了社科出版社的基本定位、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管理体制机制、队伍建设、一体多元的出版格局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创新性。 其二，本书对学术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做了有价值的研究并用实践回答了两者统一的问题。把社会效益放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党和国家重要的出版方针，是衡量出版工作的首要标准。一段时期以来，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立起来，认为两者很难统一，一直是中国学术出版繁荣发展的障碍，甚至有人认为学术出版天然亏损，应当由政府包下来。读一读此书，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剑英同志的带领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用实践很好地回答了“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 十多年来，他策划组织了一系列“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优秀选题，带领社科出版社走出一条主题出版、精品出版、数字出版、国际出版和大众出版有机统一、相互联动的特色发展之路。先进出版理念不仅体现为体制机制的变革，更体现为选题策划思路的创新。近十余年来，剑英同志策划出版了一批学术影响力大、市场反响好的优秀图书，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理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中国制度研究》丛书、《简明中国》丛书、“国家智库报告”等品牌图书，在这一过程中，他探索出一条主题出版、精品出版、数字出版、国际出版和大众出版有机统一、相互联动的特色发展之路。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该丛书是一部系统学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它将政治性、研究性和学理性相结合，力求把政治语言转化为学术语言和大众语言。因此，它既是研究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精品图书（2021年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又是具有重大理论和政治意义、适合大众阅读的主题出版物和大众读物（在国内发行6万多套，发货码洋3500多万元），还被翻译为英、俄、韩等多个语种在国外出版，成为“走出去”的精品。同时，该丛书的电子书入选中宣部组织的“新时代新经典——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专栏”，在16家网络传播平台同步上线，累计点击超过千万次。这套书实现了主题出版、精品出版、数字出版、国际出版和大众出版的统一。再如，剑英同志精心策划的《理解中国》丛书，定位于高端学术著作，全面、深刻阐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由我国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撰写，其中有不少图书都获得了国家级大奖，如《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中宣部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奖，《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获2017年“中国好书”等。该丛书又是较为通俗的学术著作，旨在给国内外读者呈现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中国。同时，该丛书从学术的角度向国外读者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成为一套“走出去”的力作，已被翻译为英、法、俄、德、西、阿、泰、韩、日等12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因此，《理解中国》丛书也是主题出版、精品出版、国际出版和大众出版等多种出版形态集于一身的经典学术出版案例。社科出版社被“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授予“突出贡献奖”。总之，剑英同志打破出版形态壁垒，形成“一种产品、多种出版形态”的出版思维，值得称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实践说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是完全可以统一的。放眼世界出版强国，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今世界出版业中，在学术出版中坚持科学精神、学术出版质量和市场运作是并行不悖的。目前，世界上*高水平的学术图书和期刊，往往是定价*高、利润率*高的图书和期刊，而标准是有无“创新”，是质量。 其三，本书用一个个生动的实例诠释了出版人应坚持学术研究，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和友谊。跟踪学术前沿，坚持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相结合，紧紧依靠专家学者来做好学术出版，加强和专家学者的联系，建立互信互动和友谊，是保证学术出版繁荣发展的活水源头。剑英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他对于学术出版规律的探索和认识，体现了其学者型出版人的特点，即能够将学术出版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将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相结合，彰显了其作为一名哲学研究者的智慧。担任社科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的十余年来，他勤于学习，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及时跟踪学术理论动态，坚持每年写一两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多年来不仅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还出版了多部专著。同时，他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有学术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图书选题。他始终认为学术出版植根学术，又反哺学术。可以说，坚守学术是剑英同志做好学术出版的重要源泉，从中可以看出剑英同志挚爱学术的情怀与追求。 书中收录了他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专家互动的有关资料，其中有专家学者对出版社工作坦诚的批评和提升学术水准真诚的建议，这部分资料真实可信，弥足珍贵。 其四，本书的一大亮点是把对学术出版的追求、“两个效益”的统一以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统筹在出版社的改革之中，通过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来实现上述目标。深化出版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以专业出版为基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多元出版格局。剑英同志初到社科出版社工作时，出版社正值转企改制的前夜，因此，他一下子就站到了改革创新的风口浪尖。他以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攻坚克难，明晰出版社发展定位、提升图书学术质量、加强品牌建设，推动一系列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构新的出版格局。首先，建立专业化的学术出版体制。之前出版社的编辑室都是以**、第二、第三等数字命名的，没有专业学科方向，编辑队伍可以说是一支“混编部队”。编辑以数量为导向，而不是以专业为导向，导致图书学术质量下降。剑英同志提出专业化的改革思路，以学科方向来划分编辑室，成立七大专业出版中心。所有编辑人员按照专业学科方向来划分，进入相应的出版中心，出版社的专业化程度大幅提升，图书的学术质量也明显提高。在成立专业化出版中心的基础上，剑英同志又推动社科出版社建立了重大项目出版中心（专门从事主题出版和重大项目的策划与出版）、数字出版中心、国际合作与出版部、大众分社、学术年鉴出版分社、智库成果出版中心等新机构，形成多元化的出版格局。这样一个新出版格局的建立为出版社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市场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打下了良好的体制基础。应当说，这些年来，社科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学术出版、国际出版在业内是领先的；数字出版做得也不错，多个数据库产品成为行业的优秀品牌；学术年鉴出版做得很有特色，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出版数量*多的出版机构，以此建立的学术年鉴数据库，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巨量学术信息；大众出版也声名鹊起。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上述出版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在员工收入上，让坚持做学术出版的人从长远看不吃亏。可以说，以新的体制机制建构新的出版格局，是剑英同志探索学术出版规律的重要内容。 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性进步为我们提升出版水平提供了机遇。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的应用使出版的理念、出版业的结构、管理方式、载体形式、传播方式、运作流程、服务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出版要在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自己的工作。中国出版人要以更大的勇气来跟上时代步伐，积极应用新技术推进学术出版的繁荣发展。以出版业的宏观结构为例，过去世界出版业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学术出版，大体上维持3∶3∶3的格局。近年来英国的学术出版快速发展，收入已占整个英国出版界的48%。中国要成为出版强国，学术出版应该有更大的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讲，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和学术水平决定着该国出版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一个国家的出版业只有其出版家的思想水平高了，写出能引领学术出版的学术著作，才能让学术出版建立在更加理性的思考和实践基础之上。二战之后，英国出版商协会主席斯坦利·昂温凭着高超的出版经验把英国的出版提高到新水平，他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世界出版史的长条和《出版概论》（Truth in Publishing）被西方出版界奉为出版圣经。我们期待着赵剑英同志在推动中国学术出版繁荣的同时，在此书的基础上，写出推动中国出版繁荣发展的出版专著。 写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诗经·小雅》中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诗句，《易经·乾》中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说法。求序者可视为同气相求，作序者则是同声相应，我的这点看法算是对剑英同志的同声相应吧。 （作者：邬书林，系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19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