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抗日根据地群众动员机制

**章 经济激励：以民生建设赢得群众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政治动员的目的都是使主体表现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任何战争参与，除表现对政治权力的需求外，更多的是源于其经济利益。革命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农民*迫切及具体的利益，而不是崇高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必须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从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出发，通过群众当中的积极分子，带领群众斗争，在实际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把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发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根本方法。其中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是动员群众参与的迫切任务。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清债、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和军民抗灾以及优待抗属等方式维护群众的经济利益，通过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调动群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一、抗战前太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太行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地区。山多地少，交通不便，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粮食不足，社会经济贫困，地理环境使其落后于华北平原地带的发展。据史料记载，除浊漳河沿岸的襄垣、武乡、潞城、黎城及长治等地生产比较发达外，其他地区多是地瘠民贫，粮食多依赖附近平原地区接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土地的不断集中，帝国主义入侵对小农经济的冲击，苛重的租税剥削、高利贷资本的榨取以及频繁的天灾人祸等因素，导致大部分农民陷入破产状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一）土地集中 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民抗争是要求得土地，中国所有可耕种的土地大部分是集中在地主手上，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3/4是无地和地少的农民，这是历史上兼并的结果。土地的兼并过程就是使土地集中在非生产者手中的过程，也是农民失去*重要的生产手段和维持生活来源的过程，农民要求得土地，就是要求反对中世纪的农业关系。根据近几年公私机关发表的统计，可以雄辩地证明土地集中全是事实。”在抗日战争以前，土地集中程度，各地区有所不同，表现为华南地区比华北地区要高，山岳地带较平原地区要高。在山西，同样存在山区的土地比平原地区的土地较为集中的情况，据太行区 22 县 159个村战前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地主占总户数的2.1%，占有土地总量的24.3%；贫雇农占总户数的62%，却只占有土地总量的18.4%。同时，太行区大部分是山地，人口多，除了山河以外，能种的土地较少。就太行抗日根据地来看，辽县（今左权）、黎北每人平均2亩地，武乡每人平均5亩，榆社每人平均5亩多点，所以对地主几种土地上受到某些限制，辽县地主土地*多的7顷至10顷，一般的是3、4顷地的多，武乡榆社*多的60顷，一般的也10顷左右，比起全国来不算集中，但相比本地情况，也相当集中了，特别是武乡。1935年，武乡全县占人口总数不到5%的地主、富农拥有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54%，并且绝大部分是肥田、近地，而占人口总数76%的贫下中农，占地却不到耕地总面积的30%，且绝大部分是薄地和远地。抗战前武乡县土地面积为472 092亩，占有土地在500亩以上的地主就有20家，共占有土地22 670亩；平顺、黎城、辽县、和顺、昔阳等县每县占有土地在500亩以上的地主都在30家以上。 在武乡，土地主要集中在“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个圪撑家”的大中小地主阶级手中，其中四大家占有的土地多达 20 多万亩，八小家拥有土地从几百亩到几千亩不等，至于七十二圪撑家（即为家中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资产，能撑起门面之意）则都是某一地区和村庄的统治者，占有大量的土地。如赵家庄地主赵太和拥有土地5400亩。全县地主每户平均占有土地200亩，与中贫农比要高出10倍以上。 与别的地方比，“武乡是商业高利贷地主集中地区。其特点是集中的速度快，如武（乡）东地主421户，土地769顷，占全县土地16%，其中1/5是民国以来特别是民国十五年以来集中的。这当中产生了一批新兴地主，占现在地主总数的1/4，其中*显著者如赵家庄赵太和在50年内从17亩地发展到34顷。” 总之，在抗日战争前的太行地区，土地集中是当时经济衰败的一大特征。造成土地集中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外，还包括人口增加，军阀的掠夺和兼并以及繁重赋役和高额地租对小农的打击，使小农不得不出卖土地成为佃户或流亡他乡。高利贷者乘机通过抵押借贷等债务关系夺取农民土地。 （二）租重利高 太行许多地区民国时期商业比较发达，如辽县山货多，又因土地少，靠地租剥削起家较慢，所以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县，地主都兼有商业高利贷，这就导致地主剥削农民更为残酷。在太行山区，地主阶级凭借着占有大量土地，对贫苦农民进行地租剥削、雇工剥削、高利贷剥削，加上苛捐杂税、摧粮派款、出劳役等，逼得农民逃离他乡。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均衡使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了租佃和债权债务关系。其中租佃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定额地租，其办法是订立契约，规定租额，不论丰年歉年，租额固定不变。佃农按夏秋两季交租。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由佃农完全负担。这种租额每亩交三至四斗，有的甚至五至六斗。抗战以前，定额租在许多地方有上涨之势，如武乡地主裴玉澍1926年增租15%，1934年又增20%。和顺双峰一带山地，也因外来佃户增多，租额有所提高。 份额地租，即佃农租种地主土地，以当年的收获物，按一定比例交纳地租。一般不少于五成，多达七成以上。 伴种地租，一般为中、小地主，将土地伴种给贫下中农，牲畜、农具、种子、肥料由地主供给全部或一部分，佃农出劳力耕种。租额有对半分、四六分、甚至为三七分。 认粮种地，地主拥有的薄地、赖地，其收成常不足交纳钱粮所需。为了转嫁交纳粮租，地主即推给农民耕种，虽不收租，却把钱粮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钱租，农民租种地主土地，以钱交租。粮价上涨时，则按定契时的粮价折收。这种地租形式，在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佃农所受的剥削尤为严重。且租额不断上涨：如武乡老封建地主裴玉澍比一般地主租额较轻，民国以来至抗战前也增租两次。一次是 1926 年约增原额的 15%，一次是1934年，又增20%。地主加重租额，却不向土地投资，其田赋也由佃户负担。太行山流行的“带粮银”，即佃户租地以承担粮银为条件。 此外，高利贷也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形式，将高利贷与高额地租结合起来，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剥削形式，包括“驴打滚”“卖青苗”“印子钱”“开当铺”和“包钱粮税”。除此之外，左权、武乡一带还有“行店”“钱会”和“当铺”等高利贷形式。行店主要是有钱的地主在青黄不接、农民饥寒交迫的时候，将钱贷给农民，预收山货（核桃、柿子）价格为秋后地一半甚至2/3，这种方式使农民吃很大亏。“钱会”在武乡、左权很普遍，这种形式原来是穷朋友们相互帮助的办法，议定每股钱多少，集中起来轮流使用，如：“老人会”“小儿会”等，但后来就发展成为剥削的形式，随会的穷富都有，急于花钱的投下重利，所以就形成了穷人为了早花钱就相互竞赛出重利的现象。“当铺”，是抵押实物（衣服、器具、土地等）的方法，当价一般不超过实物原价的一半，赎当时须付利息，否则原物为地主所有，这种剥削更为恶劣。如左权桐峪天兴成号以放高利贷起家，当时一债户侯有祥借了24元，利是“二八扣”，不到一年连本带利就涨到125元。该商号在左权、涉县、黎城等3县有债户和佃户3000余家。 高利贷与高额地租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剥削形式。地主同时是商业资本家，在山间开设商店，贩卖布匹、棉花、食盐等日用品。农民到商店买物，与商店建立“主家”与“户家”的关系。农民手头没有钱，可以记账，但记账的物品价钱特别高。到年关如不能归还，就把货价改成借贷关系，订立文书、抵押土地。至此，农民所产粮食、麻、木板、药材及其他各种山货，必须到“主家”的商店出卖，价钱由“主家”规定，特别低廉。如货价本利与地价相等时，“主家”可以把“户家”的土地收去，再将原地租给农民，实行高租剥削。如果是直接借钱，更须押地，利息多在3分以上，且均为“复利”；农民借钱后，也很少有能按期归还不被收土地的，因此，有句“二千吊钱，倾家败产”的谚语。农民想租地时，须有妥实押当，租额均在产物 70% 以上，并且还得“送礼”“送工”，忍受超经济的剥削。 在如此残酷的剥削下，广大农民沦为佃户，受着高利贷的盘剥。广大的贫苦农民，将自己一年收获粮食的五成，甚至六成、七成交给了地主。地主为了保证其租息征收，恶毒地规定了“驴打滚”“卖青苗”“印子钱”等收租手段，迫使无数的农民抵押出自己的田产房屋，忍痛割舍青苗，租息猛增几倍，弄得家破人亡、一无所有。因此，不得不向地主借粮借钱，而利息又重，每元月息3分以上，有的高达1角5分。借粮利息更高，春借一斗，秋还一石。东方山一个姓杨的农民，借债120元埋葬母亲，腊月27日被债主没收家产和薄田，后来给做长工12年，还欠下债40元。墨镫村贫农有85户，被迫丧失土地，占总户28%。石科村有50户人家，就有40多户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出租200多石。总之，抗战前的武乡也和太 行各地一样，封建地主和官府勾结，在农村占统治地位，以高租重利和苛捐杂税残酷盘剥农民。 除了上述各种剥削方法外，还流行着所谓没良心利，如“老一分”，就是“借钱一元月利一毛”；“日夜忙”，就是一天按两天算；“现扣利”，就是一开始按钱先扣一季或一年的利；“孝帽利”，是有父亲的青年被地主引诱腐化或赌博落下债坑，就按签订的钱文约规定的“父在行剥，父死耕地”。 总之，地主用了以上的许多办法，迫使农民破产，因此在农民一时交不起利息就下房下地，使得农民尽产还账、扫地出门，甚至农民被迫上吊寻死的非常普遍，这就是地主发财的手段，也是起家的根源。商业高利贷地主与破产农民的对立，是这类地区的主要阶级对立。高利贷的土地集中即是主要的问题，武乡共产党在战前组织抗债团，取得广大农民的仰望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