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学·第一辑

日本学研究（**辑）语言研究与翻译研究欧文东于晓阳欧文东，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日对照语言学、翻译学;于晓阳，国际关系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语政治外交语言学。［摘要］致歉既是一种语言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对解决矛盾与冲突、修复受损关系的作用不言而喻。本文基于对既有研究分析，首次提出了因公致歉和因私致歉的概念，对出现在日本第196次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议事录中的致歉语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日本国会答辩中证人的致歉因由和道歉特点。结论认为：日本官僚在国会答辩中的道歉具有一体两面的特点。相对于因公致歉，大部分都是因私致歉，是面向眼前人和“情面”上的道歉。而且，证人道歉注重内外有别，只对“外”不对“内”。可以说，这些特点都完美地体现了日本国会答辩证人的道歉观。［关键词］国会答辩因公致歉因私致歉道歉观一体两面引言何谓道歉？道歉是谋求对方原谅的认错行为。该定义的核心意思有两层：（1）道歉的起因是承认自己或己方错误。（2）道歉的目的是请求对方原谅。本文以2018年3月27日召开的日本第196次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议事录中出现的致歉语为例进行考察。选择该题材的理由有三：（1）答辩的主题是调查森友学园购地案公文涂改案件，答辩方是时任理财局局长佐川，有传言称安倍首相夫人也卷进了其中，佐川在国会中如何答辩引人关注。（2）研究素材比较充分，证人佐川在国会答辩中的道歉近30次。而且，目前尚无发现研究日本国会答辩证人道歉的研究成果，故有研究的必要。（3）答辩人佐川属于日本的官僚精英阶层，他的道歉具有官僚道歉特点。国会答辩证人既是独立的个人也是政府机构的代表，这一双重身份决定了证人道歉既具备个人性质也具备公家性质。由此可见，辨清证人在国会中的道歉是因为“公事”（简称因公致歉）还是因为个人（简称因私致歉）极有必要。关于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因公致歉和因私致歉的数据分布情况予以回答。日本国会答辩中的证人道歉研究日本学研究（**辑）另外，从道歉的定义可知，人之所以致歉是因为有错。蒋景阳和胡蓉（2005）就持这一观点，他们基于“有错”的前提，将汉语的致歉分为有错道歉、无中生有式道歉和未雨绸缪式道歉。然而，对于致歉事由之对错，我们很难有一个客观的尺度，但是却可以按照是因公致歉还是因私致歉的事由，对道歉的动因做出判断，以管窥日本官僚的道歉观。这就是本研究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一、以往研究与问题点道歉既是语言行为也是社会现象。关于致歉语言行为的研究，我们以汉语“日语道歉”和日语“謝罪表現”作为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发现收录在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章共有28篇，而收录在CiNii中的相关论文则有48篇。虽然涵盖了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中日语言对比等诸多领域，但研究成果并不算多。而且，既有研究并没有对致歉是因公还是因私进行过明确的界定。基于这样的考虑，以下拟按照因私致歉、因公致歉和二者兼有分为三类，对既有研究中有关致歉因由进行耙梳。**，因私致歉的理由。布朗和莱文森（1987）认为，道歉是因为说话人无心冒犯了对方，使其面子受损。Meier（1995）认为道歉是一种“修复行为”(repair work)，说话人之所以道歉是因为自己违反了社会规范，感觉自己个人形象受损。但是，蒋景阳和胡蓉通过对汉语的致歉分析发现，说话人道歉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已经违反了社会规范和出现个人形象受损的感觉。柏木（2015）认为道歉的原因有四种：一是说话人相信听者因自己过去的行为受到了伤害；二是说话人对对方所经历的事情表示同情，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后悔和遗憾；三是说话人违反礼仪的行为可能冒犯到对方；四是说话人所说的内容对听话人不利。单文垠(2016)认为，“すみません”的生成机制是“说话人因给听话人带来不利而内心不安”。李竺楠(2018)通过分析发现，日本人需要使用道歉语的场合有：（1）爆粗口和失言。（2）失礼。（3）出错。（4）违规。 （5）食言。（6）让人失望。（7）让人丢脸。（8）提前铺垫。（9）说大话。（10）致谢代用等10种情况。然而，在日语中，并非所有的日语道歉语都表示道歉。道歉的理由有两大方面：一是说话人自己的行为不当；二是给对方造成物质损失、身体伤害和精神负担。物质损失指损坏了对方财物，身体伤害是指因打架等让对方受伤等，精神负担是指让对方担心、生气、难受，给对方增添麻烦等。川﨑(2019)尝试从哲学的角度回答“人为什么道歉”的问题，认为把道歉的动因仅仅归结为后悔和自责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第二，因公致歉的理由。汝绪华、汪怀君（2013）认为，道歉是因为政府行为不当，有行政过失，公众和舆论压力与日俱增，影响民心。徐彪（2014）认为，致歉是因为政府的信任受损，出现了信任危机。第三，兼有因公和因私两方面的理由。朱陆民和刘燕（2015）认为，因私致歉是因为冒犯了他人，国家之所以进行政治道歉是因为历史上曾对他国实施了非正义行为。杨安华（2019）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因公致歉和因私致歉，但认为因私道歉是因为冒犯了他人，类似于企业等机构的因公道歉则是因为企业发生了行政管理危机。综上，关于因私致歉的理由，笔者认同川﨑（2019）的观点，即人之所以道歉，其根源在于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而且，布朗和莱文森（1987）的消极面子受损说，Meier（1995）、蒋景阳和胡蓉（2005）的违反社会规范和个人形象受损说，李竺楠（2018）的行为不当和伤害说等观点都与致歉人的社会性与伦理性密切相关。但是，我认为道歉的起因除了因为人具有社会性与伦理性之外，还与人的心理或价值判断相关。如布朗和莱文森（1987）所说的无意冒犯，Meier（1995）以及蒋景阳和胡蓉（2005）所说的“感觉个人形象受损”，柏木（2015）所说的“相信自己过去的行为伤害到听者”“认为自己所说的事情对听话人不利”，李竺楠(2018)的精神负担说，这些观点都与说话人将心比心的换位移情以及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其中的“无意冒犯”“感觉”“相信”“认为”等都属于人的心理感受或信念。一旦言者方通过将心比心或价值判断认为，听者方的“心理领地”受到侵犯，可能会出现不快、不满、生气等负面情绪时，言者方就会进行道歉。关于因公致歉的理由，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机构内部的管理不善，导致政府信任受损，出现了行政管理危机；二是在国际间，说话人所在国曾对他国实施过非正义行为。因此，因公致歉的理由完全是因为己方“有错”，但因私致歉的理由则不一定是因为己方“有错”。具体到国会答辩中的证人道歉，存在既有因公致歉也有因私致歉的情况。同样一个人，他会在何种情况下因公道歉，又会在何种情况下因私道歉，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二、因公致歉和因私致歉的数据分布本次国会答辩的议题是调查森友学园购地公文涂改案。具体流程是：在国会上，答辩主席指定质询议员进行提问，然后证人就议员所提问的问题进行回答。答辩采取国会议员（提问）对佐川证人（答辩）的多对一模式。答辩人或者回答人固定不变，自始至终只有佐川一人，负责提问的多名国会议员由答辩委员会主席根据事先安排指定。公文涂改案件发生在日本理财局，时任局长是佐川，所以他对此案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日本的惯例，主要领导人对丑闻事件一定会进行道歉。一方面，森友学园购地公文涂改会导致国有土地报价直降8亿日元，使得日本政府的财政蒙受巨大损失，国民福利相应减少，日本国民也成为间接受害人。另一方面，篡改公文事件曝光之后，财管局作为日本政府机构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面临巨大的行政信任危机，不仅理财局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大受质疑，而且还可能连累整个公务员队伍形象。另外，日本国会预算委员会的正常审核秩序也被打乱，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额外工作。我们将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和机构称为受害方，而有受害方就一定会有加害方。这里的具体加害方是指直接亲笔修改和授意他人修改公文的人。然而，不管具体的加害人是谁，加害人所在机构都无法逃脱监管失责的责任。因此，佐川作为理财局时任主责人，他必须出面道歉。在整个国会答辩中，佐川一共使用致歉语累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