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授权:无许可警务

　　立法政治说到底是组织政治。那些举足轻重的人聚在一起游说立法机关，让其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以及不想做什么。这种游说过程让立法者知道，如果他们通过一项特定法案，他们可能会结交哪些朋友或树了哪些敌人。因此，无组织的大众有时只能坐以待毙。这就是当人们谈到“特殊利益集团”胜出时的意思。　　在警察执法方面，*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是警察本身，以及他们的近亲——检察官。警察工会的势力尤其强大。一旦推出了影响警察执法的法律，这些组织就会闻风而动。检察官和警官要么去敲议员们的家门，要么在立法听证会上作证。他们游说的目标是让他们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更多的权力和更少的监管。从警察和检察官一贯的为了完成任务而不顾一切的角度来看，只有从这方面理解才说得通。　　另一方面，受警察执法影响的人通常组织性不高，甚至根本没有组织。强势的警察执法总是把*沉重的负担不分比例地压在少数族裔和不太富裕的人的肩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些被压迫的人不断地在立法过程中进行抗争。但问题远不止于此。你可能会想，“发生在卡尔沃身上的事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完全有可能。但问题是我们往往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去想这件事，但到那时却为时已晚了。　　大多数人对警察执法的担忧，通常是一种会成为犯罪受害者的普遍担忧。在过去大约50年的时间里——即使是在犯罪率下降的时候——美国政治的噩梦一直是违法犯罪以及对犯罪的恐惧。因此，立法者通过“严厉打击犯罪”、实行“零容忍”和颁布类似“三振出局”等法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确保了自己的连任。　　鉴于整个社会对犯罪的恐惧，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立法者不愿意采取措施来束缚警察的手脚。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人愿意在竞选时被竞争对手宣扬说他们对违法犯罪态度软弱。如果立法者制定制度来规范警察——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然后出了差错，他们就会被指控*近发生的恐怖犯罪是他们的错。　　在房子被突袭搜查之后，沙伊·卡尔沃实际上设法通过了*温和的警察条例；吸取教训使这条法律得以通过。卡尔沃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与立法程序打交道，他认为一个好的起点应该是制定一部法律，规定警方报告特警队行动的频率。也许，如果这些信息得以公开，那么特警队的过度使用就会得到控制，或者人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但即使是这一小步也需要策驽砺钝，不懈努力；执法部门竭尽全力打压它。刑事司法政策基金会的负责人埃里克·斯特林指出：“袭击市长、杀死他的狗，以及其他完全无辜的白人，促成一次相对较小的立法行为……执法部门对此有一个非常坚决的、下意识的反对。”“那项法律甚至已经不存在了；它于2014年到期，没有续期。”显然，让马里兰州的执法人员追踪发生了多少次特警突袭，实在是太过分了。　　有些人不以为然，忽视对警察执法的立法，辩称这个体系中存在问责制。许多治安官参加选举。市长或市议会可以让警察局长离职。联邦调查局局长服从总统的意愿。这个观点似乎是说，如果警察执法出了问题，这些警官就会失业。　　但事实上，这种选举问责制只会加剧问题的恶化。如果整个社会对犯罪猖獗现象过于焦虑，民选官员是其首当其冲的针对目标。如果犯罪率上升，选民就会愤怒，市长或其他当选官员就会发现自己面临失去工作的危险。因此，市长们明智地把打击犯罪作为自己的职责，这样的话，只要事实如此，警方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执法自由。　　要求市长对警察采取强硬措施的人寥寥无几。2013年，比尔·德布拉西奥当选为纽约市长，这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警察执法的选举，尤其是对有色人种进行拦停和搜查。但是你认为选举候选人有几次会与强势的警察对着干？即使是在纽约，媒体也花了数年时间监督纽约警察局的做法，才达到目前的水平。作为市长，德布拉西奥仍然需要警察。在他当选一年后，全国上下都看到了电视画面上的一排排警察默默转身背向市长，以示强烈不满，他不得不努力寻求弥补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