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合肥

一、20世纪初期合肥地区的社会状况 (一)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 鸦片战争之前，合肥处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一耕二织”、自给自足。帝国主义的人侵使得中国封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并没有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合肥地区土地占有者剥削的手段更加残酷，剥削的程度更加严重。 清末民初，合肥地区农村有三个特点：佃农数量多；土地分配使用不均；租税多，农民负担重。以淮系军阀几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层，通过镇压农民起义发家和掌握地方大权，兼并、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并操纵着城镇的工商业。合肥西乡的“周家圩、刘家圩、唐家圩、张家圩共占有45万多亩耕地，占合肥县耕地的13％”。李鸿章兄弟“在合肥和周边县兼并土地250多万亩，仅在合肥东、西、北乡占有土地近11万亩，占合肥县耕地近30％”，1905年，英国领事调查报告说：“李鸿章家，从安徽芜湖到河南信阳方面，占有着不能测知的大片土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或发放高利贷，或在灾年廉价收购自耕农的土地，从而使众多农民破产。巢县、庐江、肥西农村5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肥东大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21．70亩，而贫雇农人均仅为1．09亩，地主人均土地占有量为贫雇农的近20倍。合肥北乡失去土地的佃农和雇工占总人口的70％以上，占农村人口9％的地主剥削着91%的农民。由于受到地主的剥削、士绅的敲诈、军队的勒索、外资的压迫，“农民已经从自耕农的地位，降到佃农的地位，从家庭手工业的地位，降到失业的地位了”，农民的生活“一天天更艰窘了”。 原本，地主阶级的剥削已使农民饥寒交迫，封建社会的痼疾——土地兼并，更是严重地威胁着农民的生存。缺少土地的广大贫困农民，只能靠租种地主的土地养家糊口。地租额一般占产量的四至六成，少数达七成。种子、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均由佃户负担。佃户实际收入只有收获量的30％左右，生活维艰。除此之外，农户还要缴纳田赋附加、盐税加征、验契税等许多税种。军阀倪嗣冲督皖期间，巧立名目，田赋税下带征的附加税项竟有20多种，税额远远超出了正税。农民辛勤劳作一年，缴租、还债、纳税之后，多数所得无几，所谓“镰刀响，锅盖热，热热闹闹一个月；镰刀上墙，家中没粮”，“糠菜半年粮”成为大多数贫困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每到青黄不接时，一些农民不得不靠借高利贷渡过难关。高利贷名目繁多，一般是春借一斗、秋还二斗，还有所谓的“驴打滚”“五装十”等。有些地主利用季节差价，加重对农民的盘剥。欠户如不能及时付还，则反复换算，并转利为本，本又生利，越滚越多。广大贫苦农民借了高利贷，*终往往意味着破产，以至于售宅鬻女。地主除了通过地租、高利贷剥削，还有雇工剥削，以及徭役、杂役、车夫、马夫、轿夫等多种劳力剥削。许多农民因缴不起租税，只好背井离乡，外出乞讨。农民流离失所，已不仅仅是荒年才出现的现象了。据对1919年庐江农民状况调查，各乡佃租多由佃户立约承租，如秋收以后不能履约即可斥退，另外招租，佃农忍辱负重，痛苦不堪，以至于“衣不蔽体”者以“牛棚猪圈为归宿”，“民饥道殪相望”。 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