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物:从身体的视点出发(人文科学译丛)

如果人类经验*初就有建立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是人与物的区分。物是人的对立面，因此我们不是物——这一信念在我们的感知和良知中根深蒂固，胜过其他一切信念。尽管这个观念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但是它其实是长期规训的结果。这个规训过程贯穿和塑造着古代与现代历史。古罗马时期的法学家盖尤斯（Gaius）在他的《法学阶梯》（Institutes）中，明确区分出人与物这两个范畴，并把它们与诉讼行为一道设定为法律议题。实际上，人/物之分是当时的人们早已普遍接受的准则，盖尤斯所做的不过是赋予此准则法律价值。自古罗马时期开始，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法典，人与物的区分一再重现，成为奠定其他一切思想（不仅法律，还有哲学、经济、政治、伦理等）的隐含基础。这条分水岭划开了世界，把生命分割在相互对立的两个界域——要么在人的这边，要么在物的那边，此二者中间没有任何连接部分。 然而，人类学研究却告诉我们有不同的情况:有这样的社会，人与物是同一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在那里，人(humans)尚未受到人格装置（the dispositif of the person）的塑造，物也远不只是人们所拥有的工具或物品之类的私有财产，而更像是一层纱网，人们通过这层纱网相互发生关系。这样的社会不同于后来的社会。后来的社会生活被分割成了宗教、经济、法律等不同语言。而在人类学研究的这些社会里，人们在实践中相互连接，把物视为活生生的生命，认为物有影响人们命运的力量，值得人们特别的关爱。要想理解这样的社会，我们不能只从人的角度思考，也不能只从物的角度思考；我们需要从身体的角度来考量。这样的地方充满着情感，物与人水乳交融，物成为人的某种存在象征，成为人的物质延伸。要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你可以想想某些艺术作品，或者某些技术产品，想想它们对于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物品似乎自身具有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和我们相通。 古代社会与当代经验的平行本身就证明一切都不会消失，都会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只不过它们会以不同的形态再次出现。同时，这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社会虽然汇聚传承了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和基督教思想，却并未穷尽无限可能性。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长期对立，它们的二分模式现已日渐衰微，裂隙行将出现。随着知识进步，技术物（technological objects）更加服务于人，可是，它们越是体现出某种主体生命，我们就越无法压榨它们、奴役它们。与此同时，人类个体也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单子。如今通过生物技术，人的体内会驻留来自他人身体的物质，甚或是无机材料。因此，人的身体已成为流动的通道，或者精致的操作系统，通过它发生的连接越来越无法简化为二元逻辑。 长期以来，人类经验被压制（而且压制还会继续）在幽闭的二元关系之中。在从身体的视角探寻出看待人与物的不同路径之前，我们还必须重新勾勒出这个二元坐标。如此做的原因是，身体恰恰是被排斥在这个二元坐标之外的。当然，实践领域内没有发生这种排斥——践行总是身体在行动；权力领域内也没有发生这种排斥——衡量权力要看它有多大力量能够控制身体的生产。然而，在知识领域内（尤其在法律和哲学领域），身体是被排斥的——知识旨在消除身体的特异性。身体既不属于人的范畴，也不属于物的范畴。长期以来，身体摇摆于二者之间，找不到自身稳定的位置。无论在古罗马的法律概念中，还是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人从未与他的肉身——也即活生生的身体——同延共存。同样，在西方古代和现代哲学传统中，物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去肉体化”（decorporealized）,消散于理念或词语之中。上述两种情形中，人与物的基本区分一再出现，因肉体不同而彼此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