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间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知道一个有趣味的故事。 范进到了50岁时才考中了举人，一接到消息时就欢喜得发了疯。当时有人说要有个他平日害怕的人来吓醒，于是请了他的丈人胡屠户来。胡屠户却道： “虽是我的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但禁不住旁人的敦促，他果然去做了。你看：胡屠户凶神般走到（范进）跟前，说道： “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不疯了……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这个故事真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官的看法。范进家里本来是三餐饭都不周全的，但是一中了举就算踏进做官的门，就是“老爷”，就能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尊荣的地位了。无怪乎像胡屠户这样的人以为中举做老爷的都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了。 人们对于官抱着这种敬而畏之的看法，正因为在实际上官享有超于常人以上的特权地位。 固然，在君主时代，做官的人也有很多本来是穷家子弟，像《儒林外史》中范进那样的人。有人根据这一点就说，那时是人人都有做官的机会，政权开放给全体人民，所以这种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不对。因为要做官必须读书能文，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受教育决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对必须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穷人子弟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当时对做官的人，在其出生的家族的身份上仍有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所以真正出生于较低级的社会层而能做官的人，究竟只是例外的少数。大多数的官都是从地主士绅家庭中出来的。纵然是由较贫寒的人家出身，一做了官，在政治上也决不能代表他所从出身的社会层了。因为他之所以能做官，不是由自己所出身的这一社会层的拥戴，而是由于在政治上的统治者的提拔。假如他不是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和统治者一致，他是永远不能做官的。所以只要他一旦取得做官的条件，他就已获得社会上特殊的身份，远远地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原来所属的较卑微的社会层了。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位范进，一中了举，就有张乡绅来拜，送他银子和房产，而且“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托身奴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所以这时他虽然还没有官职，但已经有了田产，有了地位，可以结纳官府，交往士绅，取得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也被旁人看作特殊的人了。等到实际做了官时，那就更不待说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旧社会中流传下来的这句谚语表明了当时官的特权地位。做地方官的人被称为“民之父母”，这也是表明官并不是人民中的一员，而是高出于人民以上的人。在一个县里，县官所说的话就是法律，他掌握着全县的行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使审判。他固然还要受上峰的节制，但在人民看来，他已经是一县中的小皇帝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官都只向他的上级负责，决不向人民负责。官还不仅在担任着官职的时候有着特权地位，而且到了卸任退休的时候，依然可以作为地方上的绅士而继续保持特殊的身份。 秦汉以后2000多年间，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官都是如此的。由这样的官来行使政治上的统治，我们可以特称之为官僚政治。 很显然的，这种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是不容混淆的。在民主政治下固然也有官，但和专制政治下的官，含义是不同的。在民主政治下，至少从法律上说，是不承认官有高出于常人的特殊权利和地位的，他不过是为公众服务的人；他不具有特殊的身份，当他不做官时，依旧要和平常人一样地从事某种职业的生活。就是说，民主政治下的一切官都应该是名实相符的公务员，而不是在专制政治下的官僚。但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前，自然是连民主政治的名义也从来没有过的，那时只能有官僚，而一般人民也不敢、也不能想到一个官应该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既不敢以为官应该只是人民中的一员，便只能设想官是从天上下凡的星宿了 P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