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照亮大地遗产:论冯骥才

从身体人类学走向身体美学和身体哲学 ——冯骥才《三寸金莲》新论 一 在冯骥才的小说创作中，发表于1986年的中篇小说《三寸金莲》（1981年初稿，1985年定稿）是*招致争议、非议和*被误读误解的作品。它*为一般读者议论，也*受批评界冷落（自其发表以来，几乎没有一篇像样的批评文章讨论该作）；*为外国读者关注（已翻译为十余种外国文本，仅日文版就在十余年间多次再版）；也是国内几十年间*热销，再版、重版、新印次数*多的当代文学作品之一。毫无疑问，《三寸金莲》是冯骥才*优秀的小说创作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自《三寸金莲》问世以来，它的阅读史一直在一个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延，而它的批评史却是跛脚的、远离其阅读史的。 这部小说之所以遭遇无常命运，在阅读上招致莫衷一是，在批评上被人讳莫如深，在价值上为人极爱或极恨竟是冰火两重天，说白了就是因为它书写了中国人历史中的一段漫长的畸形的身体痛史，书写了让今天的“文明的”中国人自觉得脸面无光、颜面扫尽的小脚文化，书写了至今常常被外国人嘲弄、抓住我们文化*羞耻的丑处（小脚、辫子、太监、童养媳、八股文、房中术等）的“这一个”。它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不自在。仿佛作者是一个暴露癖者，敞开了大家共同的隐私和羞处。问题在于，作者的写法又十分的隐晦，十分的文学化。里面有隐喻，有象征，有似是而非，有王顾左右而言他，有魔幻怪诞，有含沙射影，有嬉笑怒骂，有复调与变奏，有不易参透的批判，有小脚女人的优美和叙事文字的华丽，所以，很让一些人摸不着头脑，吃不透作者超常规、超现实、超现象的深度写作及其深度意图。这部小说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与技巧，表达与呈现的却是超写实、穿历史、跨时空和荒唐怪诞隐喻象征的文学文本。几十年过去了，它依然闪耀着杰出文学的光辉，让人惊叹数十年前，作者竟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同时，他又有着怎样惊人的艺术表现力。 事实上，不仅是作为文学的《三寸金莲》一如空谷幽兰，在*近几十年来，孤独地在文学批评里寂寞着；就是在历史、社会、哲学、女性主义等等领域或思潮中，禁区一个个打开，樊篱一个个突破，但对“小脚”的历史的正视，社会科学界所谓的科学的、客观的、公正的、学术的研究，几乎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才渐渐有人涉猎。也几乎是近两年，我们才见着由海外学者作出的具有现代学术性质、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专著在国内出版。所有这些比《三寸金莲》的问世晚出了近二三十年。在这二三十年间，还出现过九十年代的身体写作与研究的热潮或时尚，女权主义文学、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等等风靡一时；出现过身体哲学和后身体哲学的思潮或译介热潮，出现过文学身体学、身体叙事学、身体政治或身体意识形态学等文学的身体维度研究风潮。所有这些论述、研究、叙述，他们几乎将身体的所有遮挡都扯将开去，甚至将女性和性的*隐秘的行为与情感、动作与感受、姿态与知觉都和盘托出，显示出思想的大胆与肆无忌惮，显示出挑战传统与现实的勇气，显示出对新知、新领域的研究热情和智慧。但是，他们遗忘了这个角落。有的学者研究了现代文学以来的“身体写作”，论及了服饰、头发、恋爱、婚姻、性、道德、疾病、医学、纵欲、性解放、色情、颓废、死亡、规训、献祭、女性身体、性革命、身体美学等等，但是，无一例外，却都不曾去触及缠足的身体。有的学者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写作、身体政治或身体意识形态，讨论了贾平凹的《废都》，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阿来的创作，余华的写作，陈染的《私人生活》，以及高行健、卫慧、木子美、葛红兵、九丹等人的身体文学作品，但研究者叙述的身体完全等同于“性意识”了，文学身体化在这里只是主体的感官化，无涉于身体的纯粹性和客观性，这是对身体维度或身体哲学的狭隘化扭曲，因而也就把《三寸金莲》排斥在“身体”之外了。可以说，存在着不言而喻的这样一种可能，人们认为，写缠足的《三寸金莲》其所写文化之丑陋，比性还更令人不足齿数，虽然此中也涉及性、女性、女权、身体、下半身这些*时髦的后现代的元素。一位历史学家在二十一世纪初撰写“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时，道出了个中秘密。他说：“如果几年前我斗胆问出一个问题：‘缠足的女性真不快乐吗？’也许会立刻招来一片质疑甚至责骂声，因为‘缠足’已经成为中国女性受压迫的象征。对‘缠足’是否痛苦的质疑，也就是对妇女曾经受压迫的政治命题的质疑。”这是一个历史学家晚近的担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存在身体盲区的深层原因。而早在二三十年前，《三寸金莲》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冯骥才为这篇小说早就“斗胆”并承担过无数的“责骂声”。*直接的斥责是说他歌颂缠足、欣赏缠足、陶醉缠足，类于没落腐朽的文人，是莲癖般地在“津津乐道地展示那些腐朽没落的玩意”，是毫无批判地对小脚的审美认同。帽子不可谓不大，情绪不可谓不激昂。但是，可以说，他们都没有读懂读透《三寸金莲》。小说发表后，有评论家指为历史小说，也有称其为传奇小说，或名之为津味小说，作者为此愤慨，反讥为“其实全是胡扯”，并长叹“可惜知我者寥寥”。另一方面，作者也深深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作品的误读和评论界对他作品的不读，他也直接向社会表白了自己的立场：“从文化视角观察与解析国民性需要非凡的眼光，用批评精神将国民性格的痼疾揭示出来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