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秩序与网络强国

第五节 数字秩序对秩序构建的影响 数字秩序是第三类秩序，是基于技术智能构建所形成的秩序或能力。今天，这种能力的应用正在逐步推进、提升，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应用相对突出。以阿里巴巴集团的成功之道为例，马云凭借自己对互联网认识，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自身的理念和梦想，将一个三无（无资金、无技术、无品牌）企业——“阿里”打造成世界知名企业，成功实现自己“阿里巴巴式”的财富梦想，把现实塑造出童话般的效果，成为中国的首富根据福布斯2020全球亿万富豪榜显示，中国首富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拥有388亿美元的财富，换算成人民币就是2732亿元。如果从阿里巴巴集团的商业模式分析，从概念到实战都不是阿里的首创，作为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有许多竞争对手，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阿里巴巴的发展？其内在的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一、 国内电子商务企业比较 以“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为例，这两家公司都经营电子商务。阿里巴巴在成为上市公司的时候，其公司价值曾达到5090亿美元，这是市场选择的定价结果。所以从公司的市场价值看，阿里巴巴远远高于后者。然而，它们在商业市场上的排序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从这两家公司的年营业收入看（2017年数据），阿里巴巴不比京东高。事实上，阿里巴巴已改变了传统的商业统计模式。作为一个电商平台，其总体的年营业收入（以人民币计）高达万亿级数量，但这不是阿里巴巴自己的营业收入，它们两者的关系犹如中国商务部与中国国内的零售业总额，本质上是没有关联的。问题的核心在于阿里巴巴是一个商业公司，不是管理部门，但它利用网络空间的数字秩序为自己奠定了一个管理者身份，在维护电子商务市场的游戏规则同时也开拓了新市场，用网络服务为自己谋求到利益回报。这与其他电商有本质的区别。其主要原因是“京东商城”将传统的商业形式平移到网络空间，其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数字秩序”在叠加和替代两效应的程度上与阿里巴巴有结构性差异，从而导致它们在市场中地位上的结构性差异。 所以，从公司对市场的影响力、公司价值等因素来考虑，阿里巴巴明显高出其他电子商务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来自这些公司的服务内容。阿里巴巴所以能够成为领导者，原因是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在替代社会秩序中的位置高于其他电商。阿里巴巴是以“服务中、小企业”的经营理念，它并非是在网上卖东西，而是管理网上的商业买卖（核心是信用管理），阿里巴巴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数字秩序）所构建的体系，建立了其网上“商业帝国”的独特地位2012年3月，为了让阿里巴巴的管理层更好理解什么是“生态系统”，马云请了TNC（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张爽来讲课。课后有人问马云，“阿里是不是规则制定者……”，这在客观上提升了它的社会实际地位，使它成为一个行业（信用）的“执行管理者”。而支撑起阿里巴巴执行管理者身份的基础就是网络空间中的数字秩序，这也是阿里巴巴可以轻易跨领域经营的重要基础（如阿里巴巴进军金融业、娱乐业、传统媒体甚至教育研究等）。 二、 阿里巴巴的作为 2011年3月，马云在“百湖交流”中提出了公司的作为，他说“这家公司*大的乐趣不是比谁钱挣得多，而是看谁对社会的影响大、谁能够帮助完善整个社会，有多少家庭和工厂因为我们发生了变化，这种乐趣才是这家公司与众不同的地方”。马云用商业的口吻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似乎更像是一个社会政治宣言，这与中国人历来强调“在商言商”的场景不同。或许马云是用一种更高的愿景来要求企业实现赢利的目标。 2011年的阿里巴巴还不像今天这样强大，那时的阿里也有2.3万名员工，在国内也算是一个大的商业企业，马云总结了阿里对社会的贡献。尽管这个企业成立仅10多年，但这三条还是让人们看到了一些本质性不同点。马云的**个贡献是阿里巴巴集团让商业信用值钱了；第二个贡献是让中国的消费者变聪明了；第三个贡献是让中国制造企业认识到（市场）除了制造外还需要服务好。如果我们认可马云的总结，那这三点都与市场秩序密切关联。有序的市场不一定是完美的，但一定能推动发展。从商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一个企业是市场秩序的建构者，那这个企业也会伴随这个市场同步壮大。 也许不是所有人同意马云的说法，但今天从“阿里”发展的业绩分析，马云的讲话并非是虚狂之言。从目标到贡献，可以看到阿里巴巴集团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2019年5月，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可持续发展目标司司长（已转任公共机构和数字政府司司长）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访问，其中有一次工作研讨中就提到了阿里的电子商务平台对弱势群体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案例，这些案例已成为联合国经社事务部推动“2030发展目标”的国际案例。马云虽然已从阿里巴巴的领导岗位退出，但他在联合国有三个很特殊的头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一个企业家在国际上做到如此影响力，马云可以说是国内**人，这与他的经营之道有必然联系。 三、 阿里巴巴的技术能力 据2020年3月《参考消息》报道，高新技术在这次新冠疫情的防疫中发挥巨大作用。报道列举了“阿里巴巴达摩院开发了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它能够通过分析CT影像检测出新冠肺炎患者。该系统可以分辨出新冠肺炎患者与普通肺炎患者之间的差异，准确率高达96%”。 阿里巴巴的达摩院（Damo Academy）成立于2017年10月，这是马云要“致力于探索科技未知，以人类愿景为驱动力，开展基础科学和创新性技术研究”而成立的。事实上阿里并非是一个以技术为核心的企业，在马云的语录中很少有技术性创新概念，但阿里的技术能力与企业的成长有密切关联。没有技术的保障，市场秩序的维护就是一种奢望。2019年的“双11”购物节，天猫的总成交额是2380.8亿元。前1000亿元交易只用了64分钟。这需要强大的后台服务能力。但这并非是阿里制胜之道的核心能力，因为京东也有类似的能力，在同样的购物节期间，京东也有1794亿元的销售额，尽管这是11天的销售记录，从本质上看与阿里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许多消费者早就选择好商品了，只是等待那一刻时间的到来。 从运营层面分析，阿里的技术并没有比京东强多少，基本属于同一数量级，但两个企业在市场价值层面有巨大差异，资本市场对这两个企业的不同评价本质上是它们在市场秩序上能力的反映。显然，阿里的优势是他们通过技术来构筑市场秩序优势，他们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包括弱势群体）服务，为市场建立（电子商务）商业信用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不仅有效促进了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还为自己奠定了行业领导者这样一个实际地位。当然，实际维护这一地位的要素不是具体到人，而是具体到构建这一服务体系的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能力就是温伯格所说的“数字秩序”。 四、 阿里巴巴的优势与不足 正如马云所总结的，阿里巴巴的优势是通过互联网给出了一套在国内做电子商务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解决了市场交易中的信用问题，通过支付宝等工具，保障了交易双方的选择权，形成国内电子商务的交易模式。这一工具在事实上拓展了“天猫”的交易能力。这种能力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是由技术构筑的“数字秩序”所形成的。一个平台、一套交易模式和“支付宝”工具打造了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巴巴也有不足，其*大的痛点是“假货问题”。2016年4月13日，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加入国际反假联盟（IACC），成为首个电商成员。IACC是全球反假冒侵权非营利性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旗下成员有各个领域里的国际知名品牌。2016年4月29日，因阿里巴巴加入国际反假联盟，美国时尚品牌Michael Kors宣布退出这一组织。多家品牌还是对阿里巴巴的打假决心持怀疑态度，约24家品牌的IACC成员私下表达了对Michael Kors的支持。迫于压力，2016年5月14日，国际反假联盟暂停了阿里巴巴的会员资格。 从主观来看，马云绝不会允许在网上买假货，但阿里是交易平台，买卖双方的交易内容，阿里的技术监管难以到位，这也是技术秩序所存在的缺陷（犹如今天网民看到网上的消息一样，“如果当真”你就输了）。人们之所以拒绝马云，也反映了第三类秩序所存在的问题（否则第三类可完全替代第二类）。今天，客户评价已成为交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弥补技术监管缺陷的一个补充手段。也许阿里的人工智能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秩序也需要有非技术秩序的维护。因此，马云的成功并非完全取决于技术的因素，而是他用技术构建的平台商业秩序，这一秩序的构建主要依赖“数字秩序”，尽管不是完美的，但是非常有效。 五、 阿里巴巴案例对秩序构建的启示 阿里的成果充分反映了一个基本原则：优质服务是构建秩序的*佳策略。从阿里发展的过程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结论。马云*初的想法是将“电话黄页”服务搬到网上，这是他的电子商务梦想开始的想法，所以一开始的项目叫“中国黄页”，其后是“阿里国际站”，接着外贸B2B网站开启了电子商务的服务。 当电子商务的业务推进时，马云将“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阿里巴巴要把全世界的商人联合起来，让天下没有不好做的生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到2012年3月，马云将商业的发展与生态系统的概念联系起来，“新零售”成为其发展的新目标。到2017年10月成立达摩院，以及阿里云的“城市大脑”。阿里已从一个交易商贸平台的经营者变身为前沿科技的追随者。这一发展轨迹的内在动力，就是企业要提供“优质服务”，这是构建平台商业秩序的坚实基础。 阿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出现问题，许多问题是优质服务放大镜下的产物，纠正这些问题，得到的就是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是提升技术秩序，开拓市场的法宝，也是阿里围猎市场的基本手段。第四章网络强国的属性与内在特征第四章网络强国的属性与内在特征建设网络强国已成为我国新时期发展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今天，我们已发展成为世界的网络大国。从大到强，是我们迈进信息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再一次强调，在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建设网络强国已成为支撑我们实现“中华崛起”的一块*重要的基石。2014年2月，在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网络强国就已提出明确的要求：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强国显然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而是一种全面的提升，不但在技术或信息基础设施，在文化、经济、教育（如人才队伍建设）等领域都要形成支撑强国地位的发展水平。今天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已将地球连接成一个整体，所以网络强国还体现在我们要形成积极有效的国际交流，在双边、多边的国际交往中产生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具有广泛共识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一战略目标要求分析，网络空间发展不仅仅是网络技术问题，除了核心技术自主掌控这个硬道理，至少还涉及发展社会经济、激发社会创新能力、达成国际共识（网络空间治理基本准则）等，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网络强国的内在属性，在这多个维度的空间中，选择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