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Ⅰ/吴尔夫作品集

《简·爱》与《呼啸山庄》 在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之后的一百年中，她，这么多传说、热爱和文学著作的中心人物，仅活了三十九年。如果她活到了正常的寿命，这些传说会多么不同，想起来是很奇妙的。她可能会像同时代的一些名人那样，成为伦敦等地的常客，无数图画和轶事的主角，许多部小说的作者，也许还有回忆录，离我们相当遥远，功成名就的中年人的记忆。她也许会很富有，也许会很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想到她的时候，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与我们现代世界无缘的人；我们必须把思绪放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约克郡荒野上一个偏僻的教区。她永远留在那里，在那些荒野上，忧伤而孤独，体验着她的贫穷和兴奋。 这些环境影响了她的性格，也可能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我们认为，一个小说家必然会用许多非常易朽的材料来构筑他的作品，它们起初使作品具有真实性，*终却成为垃圾和累赘。打开《简·爱》时，我们也不禁怀疑会发现她的想象世界像这荒野上的教区一样古旧过时，带着维多利亚王朝中期的气息，只有好奇者才会去访问，只有虔诚者才会去保存。可是打开《简·爱》，只读了两页，一切疑问都打消了。在我右侧，绯红色窗幔的皱褶挡住了我的视线；左侧，明亮的玻璃窗庇护着我，使我既免受十一月阴沉天气的侵害，又不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在翻书的间隙，我抬头细看冬日下午的景色。只见远方白茫茫一片云雾，近处湿漉漉一块草地和受风雨袭击的灌木。一阵持久而凄厉的狂风，驱赶着如注的暴雨，横空扫过。这里没有比荒野本身更易朽，或比“持久而凄厉的狂风”更易受时尚影响的东西。而且这欣喜并不是短暂的，它使我们一口气读完全书，不让我们有思考的时间，不让我们把目光从书页上移开。我们如此聚精会神，以至于如果有人在屋里走动，这动作仿佛不是发生在此地，而是在约克郡。作者牵着我们的手，拉我们走她的路，让我们看她看到的东西，从不离开片刻，或允许我们忘记她。*后我们深深地沉浸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天才、激情和愤怒中。不寻常的面孔，轮廓鲜明、相貌粗糙的人物在我们眼前闪过；但我们是通过她的眼睛看到他们的。她一离开，他们就再也找不到了。想到罗切斯特，我们就必须想到简·爱。想到那荒野，又会想到简·爱。就联想到那个客厅，那些“白色的地毯，上面似乎摆着鲜艳的花环”；那“白色的帕罗斯大理石壁炉架”和“闪烁着红宝石的光泽”的波希米亚玻璃器皿，以及那“白雪与火焰交相辉映”的效果——这一切不是简·爱又是什么呢? 但简·爱的缺点是不难找的。永远是家庭教师，永远在恋爱，在一个毕竟充满了二者都不是的人的世界上，这是一个严重的局限。相比之下，简·奥斯丁或托尔斯泰的人物则有无数个面。他们对许多不同的人产生影响，这些人照出他们立体的形象，所以他们栩栩如生、性格复杂。他们能够到处活动，无论创作者在不在看着。他们生活的世界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既已创作出来，我们就可以自己去访问。托马斯·哈代在个性的力量和视界的狭窄上与夏洛蒂·勃朗特比较相近。但区别还是极大的。阅读《无名的裘德》的时候，我们没有被牵引着一口气读完；我们会沉思，思绪从文中游离开去，浮想联翩，围绕着人物形成一个问题和暗示的氛围，而书中人物自己对它们往往是浑然不觉的。尽管他们是纯朴的农民，我们却不得不让他们面对*重大的命运和问题。因此经常让人觉得哈代小说中*重要的人物是那些没有名字的人。这种能力，这种好奇的玄想，在夏洛蒂·勃朗特那里是找不到的。她不企图解决人生的问题；她甚至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她所有的力量都体现在几句话中，“我爱”，“我恨”，“我痛苦”，这力量因为受限制而格外巨大。 自我中心和受自我限制的作家有一种力量，是襟怀更为宽广的作家所没有的。因为他们的印象紧密地压缩在他们狭小的四壁中。从他们思想中流出的东西无不带有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从其他作家那里学到的很少，他们即使采用了也不能吸收。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的风格都似乎建立在一种拘谨文雅的新闻文体基础之上。他们的散文笨拙生硬。但两人都凭着努力和*固执的诚实，把每个思想一直想到使文字向它屈服，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文风，能够完整体现他们的思想，而且有一种特有的美、力量和迅捷。至少，夏洛蒂·勃朗特没有什么需要归功于读过很多书。她从来没有学会职业作家的那种流利，也没有学到他们那种随意填充和控制语言的能力。“在与坚强、明智、高雅的头脑交流时(无论其是男是女)，我永远不会停步”，她像任何地方刊物的主笔那样写道；但随后聚集热情和速度，以她自己真实的声音说“直到我越过了常规保守的外垒，跨过了信任的门槛，在他们心灵的炉床中赢得了一个位置”。她就坐在那里，心灵之火的阵阵红光照亮了她的书页。换句话说，我们读夏洛蒂·勃朗特，不是为了对人物的细致观察——她的人物精力充沛而性格简单，不是为了幽默——她的幽默严峻而粗糙，不是为了对生活的哲学观点——她的是乡村牧师女儿的观点，而是为了她的诗情。也许所有像她这样具有强烈个性的作家都是如此，正如我们在生活中所说，只要打开门就能让人感觉到他。他们有一种未驯服的野性，永远与公认的秩序对抗，使他们渴望立刻创造而不是耐心遵守。这种热情，拒绝半明半暗和其他小障碍，飞越了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与他们更难以言喻的激情相联合。它使他们成为诗人，或如果他们选择用散文写作，则使他们不能忍受这文体的限制。因此艾米莉和夏洛蒂都经常求助于自然。她们都感到需要某种比语言或行动更强大的象征，来揭示人性中沉睡的巨大激情。夏洛蒂以对暴风雨的描述作为她*好的小说《维列特》的结尾。“天空黑沉沉的——一艘破船从西边漂来；乌云幻化出奇异的形状。”她用自然来描述一种用其他方式无法表达的精神状态。但是这姐妹俩都没有像多萝茜·华兹华斯那么准确地观察自然，或像丁尼生那么细致地描绘。她们抓住了大自然中*接近她们或是笔下人物的感觉的东西，所以她们笔下的风暴、荒野、夏天可爱的场地，不是用来点缀沉闷文章或显示作者观察力的装饰品——而是带有感情和照亮全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