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军人政治家的肖像:portrait dun soldat en politlque

**章 预料之中的战争成长经历我们不要落入某些传记所描述的陷阱里，即伟人的出生便与众不同，以一种宿命论的方式，注定了伟大传奇的一生。戴高乐，他以6月18日的宣言①，成为一个生动的传奇，这段只有声音没有影像的宣言像一束亮光，让藉藉无名的戴高乐大放异彩。这并不能给他打上摇篮里注定成为天才的印记。因为这将是对他在6月18日宣言之前，以非凡的智慧、意志和雄心，以及充满技巧且耐心完成的准备工作的无视。戴高乐出身于一个法学知识分子的小贵族家庭，而非显赫的军人世家。在波塞利大厅（le salon de la Boisserie）①的祖先画像中，人们无法找到骄傲的士兵的画像。而对于这位经常在文字中自嘲的士兵而言，他的先辈之中不乏文人、教师。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家庭环境的重要性，比如，父亲就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形势17变化，他的父亲没有在理工学院上学，也没有当过官。学识和精神上的培养，在一个异常敏感、警觉和记忆力超强的男孩身上，有多大的影响呢？他是从父亲那里听着1870年的战争②故事长大的，而这场战争也是日后法兰西民族被屈辱而痛苦地截断的前奏。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国者，一个“遗憾的君主主义者”（1873年，正统派③和奥尔良派④的合并*终还是失败了），他的父亲向他灌输了对军队和祖国的热爱，包括对历史的看法。历史、国家、军队这三大主旋律，伴随着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在思索包括当前事件的*初原因时，可能也要归功于父亲这种有点教授式的教育方式。很久以后，他将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证明这一点。他对历史的看法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这能让他认真判断在一个固定理论的确定性影响下僵化的军事环境。他的看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穿梭。他所继承的爱国主义，与他的天主教信仰是紧密相连的吗？他的信仰以及他与教会的亲密关系，并不总是与他的家庭环境息息相关。由于时代的不幸，他的曾祖父和整个资产阶级一样，在回归教会之前是伏尔泰主义者①。亨利·戴高乐（Henri de Gaulle）强调了夏多布里昂②这位基督教③天才对许多家庭回归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许多观察家研究了基督教在戴高乐生活中的影响。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并不是他的思维底色，他只是会为了某些目的而使用它。让-雷蒙德·图尔诺④（Jean-Raymond Tournoux）引用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格⑤（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的话说：“将军不信教……对他来说，他的信仰就是社会秩序。”1而雅克·苏斯特尔⑥（Jacques Soustelle）说：“戴高乐将军不是基督徒。对他来说，教会属于国家机构。”马尔罗（Andre Malraux）⑦倾向于另一个观点：“我永远无法理解他的信仰……他很少提到上帝，在他的遗嘱中也没有提到。他绝不是基督徒。我知道他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源于无懈可击的谦虚和骄傲……我认为他坚信自己的信仰，以至于忽略了一切可能会被质疑的领域。”2令观察家们困惑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审慎。在他的著作和问答中，他从未给出任何信息。在他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谨慎的影射暗示、简单的态度。作为一个遵守教规的人，他经常参加弥撒。在科隆贝（Colombey）①，他在教堂里有自己的位置。在他的家里，则既没有神学，也没有基督教的灵修。他的行为，他的著作，都充满了人性和政治性。他参加过公开的弥撒。1944年12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圣路易·德·法兰西教堂（Saint-Louis-des-Fran?ais）举行的弥撒。这座教堂是这个首都的唯一一座天主教教堂。1966年6月，他在列宁格勒参加了圣母院（Notre-Dame-de-Lourdes）的弥撒。在高卢的符号中，洛林十字②和解放勋章具有重要地位。洛林十字有双重含义。首先，是爱国。为了纪念洛林及其对日耳曼侵略者的抵抗，洛林十字于1477年1月5日的南希战役中首次出现在勒内二世公爵（Rene Ⅱ）的旗帜上。而对于基督徒，这是复活的标志。双横杠的起源无疑可以从固定在基督十字架顶部的，印有INRI字样的小牌中看出。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