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答客问

**章 生命的历程 十有五而志于学/所谓问礼老子/创办私学，收授弟子/ 高昭子家臣/公山弗扰/诛少正卯/夹谷之会/“堕三都”/ 去鲁适卫/匡、蒲蒙难/子见南子/离卫赴陈/陈、蔡绝粮/ 归鲁/《诗》《书》《礼》《乐》《易》《春秋》/驾鹤西去 客问：先生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并回答我的提问，非常感谢。我要了解的**个问题是，关于先生的诞日向来有两种不同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您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而《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的记载则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司马迁的记载没有月日，而《公羊传》和《穀梁传》记载的月日又不相同。请问先生，您的诞日到底是什么时间？ 答问：一个人的生日只能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记载有分歧，那肯定可以说有的记载是错误的。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年份是正确的，我确实是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世本》一书也是这样记载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之所以早记一年，大概与秦汉时用“寅正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把“十月庚子”理解为上一年的后十月有关。可是司马迁未记我的出生月日，《公羊传》记为“十有一月，庚子”，但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这一年没有闰月，那么十一月中就不可能再有“庚子”，所以《穀梁传》所记“冬十月，庚子”，是正确的。这样，我的出生时间就是鲁襄公二十二年鲁国历法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你们现代人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推算，把这个时间换算为公历，就成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所以，现在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我的出生纪念日了。 客问：先生曾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后面引用《论语》内容时只列出篇名）。因为语句太简括，又缺乏另外的佐证材料，所以后人对您这句话的理解就不免产生分歧。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十五岁为入大学之年（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也有人认为：“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此独言志学，不言志道者，孔子之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杨树达《论语疏证》）更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您从十五岁那年开始“立志要做官”（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请问先生，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说的是您真实的生活经历？ 答问：这句话说的当然是我的真实生活经历。把“十有五而志于学”理解为十五岁为入大学之年，那是封建经学家的话，试想我这个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怎么会有入贵族子弟大学的特权？蔡尚思先生的理解是根据《说文解字》：“仕，学也。”但这个根据很不可靠，在我这里，“仕”和“学”一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的学生子夏就很明白这一点，他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真不知道许慎以“学”训“仕”的根据是什么。至于杨树达先生的解释，也有点牵强附会。钱穆先生虽然也说：“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矣。”但他又说：“志者，心有所欲往，一心常在此所欲之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钱穆《论语新解》）这话倒是说出了我当时的心情。事实上，我所说的“志于学”仅指立志学习，而且是自学，因为除了自学，我当时确实没有其他办法，而自学的内容就是礼、乐、射、御、术、数（所谓“六艺”）。至于“志于学”是否就等于“志于道”，我当时实在没有细想过，由“学”而得“道”，那是学习由浅入深的过程，也倒是在情理之中的。 客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先生在鲁昭公七年（前535年）欲参加鲁国执政季武子举行的招待士的宴会，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阻拦。唐代司马贞否认此事的存在（《史记索隐》），清代崔述也怀疑此说，认为当时令堂刚过世，按周礼，居丧三年不饮酒食，轻丧不与人乐，您不会如此非礼（《洙泗考信录》）。而现代学者又多持肯定态度，比如像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等。请问先生，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答问：这件事确实是真实的。当时主要因为自己年纪太轻，对社会人事的了解还不够透彻，社会影响也还太小，仅仅认为家父生前身为武士，我自己又好学上进，于是就大着胆子直闯季府了，结果受了挫折。后人之所以对司马迁的记载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断句问题。如果把这一问题纠正过来，把“孔子要绖”句属上文读，而将“孔子年十七”接在“孔子由是退”之后，对事情的理解就不一样了，而这样理解也才符合事实。因为我于季府受绌是发生在十七岁那年，家母去世则是几年前的事了。这一点近代学者蒋伯潜先生有很好的意见（《诸子通考》），只是他的说法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而已。不过，受绌于阳虎也不是什么坏事，从此以后，我在自学的道路上更加勤奋了。 客问：先生受绌于阳虎后的生活中有一件事始终是人们所关心的，那就是先生是否曾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左右赴东周京师洛邑问礼于老子。司马迁对此记载颇详（《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崔述完全否定这一说法，认为司马迁的记载“皆杨朱之说”，是“托诸老聃以诎孔子”（《洙泗考信录》）；张恒寿认为即使先生曾问礼老子，那个老子也一定不是著《道德经》的老子（《孔子》）。那么请问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问：这件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我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确实去过东周京师洛邑，主要目的是查阅周室所藏图书档案资料，同时进行学习考察，并没有问礼于老子。司马迁作史，向以“爱奇”著称，他的记载很可能杂有民间传说的成分。再有，汉代初期黄老之学盛行，司马迁受黄老之学影响，或者黄老派学者篡改司马迁著作，也未可知。总之，说我问礼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 我讲这样一个事实你就明白了。众所周知，《庄子》一书常常站在道家立场上任意描写和改造我的形象，在《庄子》笔下我简直成为道家思想的义务宣传员了。但是，在我是否适周问礼老聃的问题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记载（《庄子·天道》）。如果我真的曾问礼于老聃，那还不知会被他们描写成什么样子呢！蒋伯潜先生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庄子，道家也；苟孔子果曾见老子而问礼焉，《庄子》断无不载之理。”（《诸子通考》）所以钱穆先生也做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的结论（《先秦诸子系年》）。这个结论比较接近事实。 客问：先生青年时代就以好学而著称，甚至在乡党中赢得“博学”的赞誉（《子罕》），您能否具体地给我介绍一些您当年刻苦自学的事，也好让后人有所效法？ 答问：我一生中做过不少事情，也有过不少理想，仔细回想起来，我对自己*满意的就是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说起青年时代的自学故事，我可以给你举这样几个例子： 一是我少年时代（崔述《洙泗考信录》）向乐官师襄学琴。一连十来天我只弹一首曲子，师襄认为可以改学新曲子了。我认为曲调虽已学会，但弹奏的技巧还没学好。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我的技巧已经学好，可以改学新曲了。我认为技巧虽已学好，但还没能领会曲中的志趣神韵。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我已经领会曲中的志趣神韵，可以改学新曲了。我认为曲中志趣神韵虽已领会，但还没能体会出曲作者是谁，以及他的为人风貌。等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从朦胧中恍然明白，曲作者的形象似乎就在我眼前，他就是周文王。等我把这种感受说出来时，师襄连连作揖说，此曲的名字正是《文王操》。（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及《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列子》等） 二是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我二十七岁时，东方小国郯国的郯子来鲁国朝见鲁公。宴会上，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何以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引征自黄帝、炎帝以来的远古传说，对官职命名的历史演变做了详尽的解释。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前去拜见郯子，向他讨教少昊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左传·昭公十七年》）结果，我收获很大。 三是我刚刚进入仕途的时候（朱熹《论语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我乘入太庙助祭的机会，见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请教，以致有人竟认为我不知礼。我自己却不这么看，我认为凡遇不懂的事就向别人请教才符合礼（《八佾》《乡党》）。 从这三件事，你就能了解和体会我青年时代是怎样勤学好问、刻苦自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