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精装)

严复与梁启超：津、沪维新派士人之间的交往
严复与梁启超书信的往来其实不只是两人之间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变法前夕，天津、上海两地维新人士之间的交往，体现了当时多种学术思潮的交锋。
——编者按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期间认识了比他小约 20岁的政坛新秀梁启超。两人相识是在甲午战后，大约1896年夏、秋之际。在此之前梁启超已读过严复在天津《直报》所发表的《原强》《辟韩》等文，两人却未曾谋面。1896年3月，因强学会被查禁，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开始与黄遵宪、马良、马建忠兄弟等人交往，7月梁任公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鼓吹革新变法的《时务报》。
严、梁订交的牵线者之一是黄遵宪。黄遵宪与严复相识大约是1895年7月，黄赴北京参加强学会之后的事。1896年夏末，黄遵宪赴天津，将他与梁任公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之事详细地告诉严复，也趁机寻求严复的支持。该年8月18日，严复写了一封信给汪康年与梁启超，从信中“穰卿进士、卓如孝廉均鉴”的称谓，以及“前寄一函，想经伟照”的内容，可以推想此时两人初识，且已有书信上的联系。在此封信中严复表示愿以具体行动支持《时务报》。《时务报》馆后来收到了严复捐赠的100银元，在1896年9月出版的《时务报》第 7册，刊登“严又陵观察助银一百元”的消息。
严、梁订交的牵线人还有严复的好友马良、马建忠兄弟。1877年严复赴英留学之时，马建忠因李鸿章选派，以随员兼法文翻译身份同行，与严同船赴欧，马建忠后进入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国际法与外交，1880年3月返国。在欧期间，严复与马建忠因为郭嵩焘与李凤苞的关系，也曾偶尔见面。马良与马建忠均熟悉西方语文与洋务，并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严、梁初识之后双方继有书信往还。1896年9月2日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十分称赞严著《原强》一文，也告诉严复他正跟马建忠学拉丁文，并希望严复能挑选几篇稿子交《时务报》发表。严复则在回信中予以勉励，并表示《天演论》手稿已完成，寄请任公指正，而《原强》一文“自觉不成一物……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后来不知何故《时务报》没有刊登《原强》，仅于 23册转载了批判专制的《辟韩》一文，还引起了激烈的论辩。
1897年2月，严复又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公，对他在《时务报》的言论，特别是《变法通义》的主张提出批评，这封信原件不存，我们只能从任公的回信中约略地了解其内涵。他认为任公不当的言论将会对社会大众产生重大的影响，“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而且“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之言必多可悔”。这一封信在严、梁关系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严复对任公多为赞赏、鼓励，此后则转为多所批评。
梁启超收到来信之后，没有立刻回复，至三四月间才写了一封信给严复。从这一封信我们可以了解《时务报》时期任公的思想状态，以及严、梁思想上的交会。梁启超对严复在信中的批评深表感激，“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但对严复的批评，他提出了不少的辩驳。他也向康有为禀告此事，“严又陵有来书，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启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似乎显示任公企图向康表示严复的来信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思想路向。
其实这时任公思想已经在康、严之间游移，从他的《说群序》明白可见：他一方面跟随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观念，另一方面觉得康有为并没有将“群”的概念说得十分透彻，直到他读了谭嗣同的《仁学》与严复的《天演论》，才“犁然有当于其心”。任公因而想将康有为的想法与《仁学》和《天演论》之观点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有关于群的理论。任公后来思想的发展与他在康、谭与严之间的取舍有关。
《与严又陵先生书》中严复与任公思想之差异，代表了戊戌变法前夕两种对文化修改的看法。在目标方面，任公揭橥者乃康有为式的，奠基于孔子改制，并环绕着政治核心全面改组的激烈变革。诚如学者所指出：任公“一再主张废科举兴学校的《变法通义》，其实际所企图的，并非在普及西洋方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在扩大以共同拥有基于孔子改制的解读方法为起始的康学的讲学之场所。要将康学的方法通过报刊，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读者的脑中以养成风气”。在方法方面，任公所宣扬的变法是以“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精神，从各方面抨击现况、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因此缺乏全盘规划，也没有分清楚各项改革的缓急先后。在思想风格上，此时康、梁均倾向彻底改造的转化思想。
严复对此很不满意，他不但批评任公立言草率，而且认为任公以康学为中心思想的改革方案具有“西学源于中国说”的特色，亦即“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为彼之所长，皆我所有”，任公所撰《古议院考》，所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的说法，即为一例。严复认为这样的方案无法认识到中国的病根与西方的优势，“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
这一封信对任公思想产生不小的影响，当时他虽然还是“康学”的支持者，仍处在康阵营之内，但已种下后来思想变化的种子。这封信拉开了梁启超与今文经学传统的距离，致使后来梁与康的分道扬镳，并破除了“中华中心”论，使任公更积极地引介西学。此后任公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产生变化，他不再像康有为那样，对西学的赞赏只以合于孔子的言论为限。具体而言，在历史观方面，任公开始不全然肯定“三世之义”“孔子改制”，而从历史进程的本身与自由精神的伸展，追索人类进化的规律，这也划分出三世说与演化论的界线。
其中*明显的一个征兆是有关“保教”的问题。保教一说源于康有为，在受到严复（以及黄遵宪）的质疑之后，梁启超开始反对此一说法。1902年任公在《新民丛报》第 2期所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批评康有为之说，肯定思想自由的价值，即源于严复在信中所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难怪严复读到这一篇文章之后非常称许，认为“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后来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之中，清楚地叙述他在26—30岁之间（1899—1903）逐渐质疑康有为学说的过程。
从整体的思潮趋向来观察，1897年严复与梁启超书信的往来其实不只是两人之间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变法前夕，天津、上海两地维新人士之间的交往。上海的维新人士以梁启超的《时务报》为核心，天津则以严复为首，再加上王修植（菀生，天津北洋大学堂总办）、夏曾佑（穗卿，天津育才学堂总办）、杭辛斋等人，他们的言论机关是《国闻报》。严复晚年曾回忆办报的经过，“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创《国闻报》，实为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余与夏君穗卿主旬刊，而王菀生太史与君（杭辛斋）任日报。顾余足迹未履馆门，相晤恒于菀生之寓庐”。可见四人彼此之间之情谊。
严复写给梁启超的信，寄出之前，也曾给王、夏等人过目。上文提及严复致梁启超的长信寄出之后，任公没有立刻回答，在这期间王修植写了一封信给汪康年，希望任公对“吾党切磋之意”早做回复，而且“当论是非，不当争胜负”。不久，任公回信寄达严复之手，严复也将此信与天津友人分享。王修植再度写了一封信给汪康年，又谈到“但宜论是非，不宜争胜负”，而且强调，以此精神为基础，双方才能够“同舟共济”。信中“然其持论，亦仍不免有主张之处”似乎透露天津的这一批人对任公的响应不甚满意。但双方的关系仍然继续维系，在同一封信中王修植和汪康年谈到将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国闻汇编》，希望能与《时务报》的代表相磋商。我们不确定《时务报》是否立刻有人来津洽谈，仅知道在戊戌变法之前，上海、天津之间维新人士，因为合作办报纸，一直维持密切的关系。例如《时务报》在创刊之初就曾将宣传文案交王修植，请他转发同仁。《时务报》在天津的经理人后来即由王修植的表兄弟“西学官书局陆汲甫茂才”担任，陆氏定期将天津所收到的《时务报》“报资”寄交上海。王还向汪康年表示此人“甚为可靠”。王修植与严复也承诺将不计稿酬，为《时务报》撰写论说。
总之，天津的《国闻报》与《国闻汇编》就在津沪士人合作的气氛之下，于1897年10月创刊。在创刊之前，严复、夏曾佑与王修植又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汪康年、梁启超与麦孟华，希望在《时务报》上刊登《国闻报启》，并请求《时务报》馆能协助《国闻报》在南方各省的发行工作，这时黄遵宪也时常往来津沪，从事双方之间的沟通工作。八月初一汪康年收到信之后，立刻有所行动，并在8月11日出版的《时务报》第38期中刊登“本期附送天津国闻报馆启”。然而《时务报》却没有协助《国闻报》的发行工作。根据1898年2月，王修植致汪康年函，《国闻报》去年在上海委托《新闻报》馆代销，津沪双方之间的合作似乎不那么顺利。
无论如何《国闻报》在1897年10月正式出刊，在《国闻报缘起》一文，编者表示该报仿英国《太晤士报》（按：现译为《泰晤士报》）之例，宗旨为“通上下之情”与“通中外之故”，而其缘起则受到《时务报》等报纸的鼓励。至 1898年初，《国闻报》的发行遭遇困难，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缺乏采访人才，导致新闻来源不足。王修植说“《国闻》访事人亦无好手，均系敷衍角色。京中时有重大新闻，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之交好，亦无一定也”。另一个问题是缺乏翻译西文的好手。严复透露： “《国闻报》馆曾将原文西报分与此地学生教习等翻译，而其中须重行删改者，十人而七八”，可见学生翻译的文章*后还需偏劳严复再作校阅。总之， 1898年初《国闻汇编》停刊，《国闻报》则继续发行，每天的销路只有 1500张，此一数字远远不如《时务报》上万份的发行量。这时王修植只好请求汪康年协助“推广销路”。王修植甚至请汪康年帮忙，希望请求张之洞模仿《时务报》《知新报》之前例，“通饬各属士商看报”，信尾还表示“严复附笔致候”。
这些请求几乎都落空了，这显然是因为当时《时务报》内部发生纷争，梁启超与汪康年意见不合，梁启超、麦孟华与章炳麟也“辄如冰炭”，黄遵宪则“几与汪穰卿决裂”；1897年秋天，黄遵宪、梁启超乃先后赴湖南推行新政，倡办南学会、时务学堂。1898年初《时务报》方面自顾不暇，并无余力协助天津的朋友。
这时严复主编的《国闻报》不但得不到上海方面的援助，还受到朝廷的压力。1898年2月29日王修植致汪康年函中，沮丧地表示“日来心绪恶劣”，因为“此间馆事颇发阻力，总署已具稿，将奏请北洋封禁”。与此同时，夏曾佑写给汪康年的信也提到，2月底、3月初之时，《国闻报》馆受到各种压力，因此只好将报馆卖给日本人。3月6日起，《国闻报》改由日本人西村博接办，加印“明治”年号。夏曾佑并表示《时务报》所需要的文章，“严老近无暇，弟亦无暇，菀生方作之，日内想可寄上”。
夏曾佑所说“严老近无暇”，主要是因为当时《国闻报》馆正承受“政府阻力”，严复被人指控“与外人勾串”，光绪亦得知此事，上谕指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调查《国闻报》馆现办情形。王文韶调查之后禀告“查无其事”，但仍“谕斥严复并学堂学生等，嗣后不得再有只字附登馆报，以自取戾”。后来严复在7月29日蒙光绪召见，光绪还问他与《国闻报》之关系，严复轻描淡写地回答，“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于该馆登报耳”。
当《国闻报》被人指控之时，康有为在京师发起保国会。闰三月十五日（5月5日），任公写信给夏曾佑，一方面谈到保国会受人参劾，另一方面则请夏曾佑将《保国会章程》刊登于《国闻报》之上。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国闻报》注销《保国会章程》三十条，由此可见天津士人对康梁改革主张的支持。其后《国闻报》对保国会的活动，做持续的报道。
因为津沪士人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这期间严复等人密切地注意《时务报》内部的纷争，6月3日严复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到自身的处境，并关心内斗对汪的打击：“《国闻报》被劾事已解矣。近闻御史宋伯鲁（1854—1932，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奏请以《时务报》改为官报事已交孙五先生议矣，据有人言此举乃报复，意欲使公不得主其局，不知曾闻否？”严复所说的心存报复之人很可能指任公。这时《国闻报》发表了汪康年、黄遵宪与梁启超相互攻击的启事。1898年7月10日，《国闻报》又注销严复所撰写的《〈时务报〉各告白书后》。对此事，严复较同情汪康年，而批判梁启超、黄遵宪，认为他们奏请改为官报之举是“借贵位尊势以劫制天下”，与任公平日强调“凭公理以悦服人心”的论调不符。这一件事情后来无疑影响到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也使两人关系益为疏远。总之，1898年6月《时务报》停刊，《国闻报》则早在同年3月起归日本人经营，风格转变。不久发生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任公流亡日本。严复在事变之中行事低调，幸免于难。严、梁关系至此暂时终止。 选自黄克武《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