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人类的解放

第二章 希腊人 有一个渺小的岩石半岛安静地躺在地中海名不见经传的角落里，但它却在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方面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在近两个世纪里面奠定了夯实而完整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而这些是怎么成为现实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在很多个世纪里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都需要或多或少的时间来寻找答案，解决他们心中的这一疑惑。 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方面的专家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盛气凌人的，对于人们在发现“历史法则”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们总是用居心叵测、藐视的态度待之。在蝌蚪、细菌以及流星研究中有用的东西，到了人类研究领域可能就变得一无是处，无用武之地了。 可能是我错了，但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是存在的。目前为止，由于我们在探索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不够深，使得我们收获甚微，这是不争的事实。一直以来，我们太过于注重事实的积累，而没有进一步把这些素材烹煮，让它们得到升华和提炼，因此，没能从中收获到那些弥足珍贵却微乎其微的智慧结晶，但恰恰是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而言，或许有点真正的价值。 涉足新的研究领域，我内心感到惶恐、战战兢兢。下面，我借用科学家的名言来阐释历史原理：根据现代科学家得出的优秀研究成果，能够形成一个细胞所具备的物理和化学成分达到理想比例的时候，生命便孕育而生了。 用历史学的概念来理解上面的话，那就是：“在尚不健全的世界里，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政治条件达到或者接近某种理想比例的时候，带着高级气味的文明才能自动地悄然而至。” 对于这个观点，我从反面举几个例子，详细地加以论述。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可能会繁荣昌盛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上帝的家里也不会。如果是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雪屋里出生，那么，我们还可能看到伦勃朗绘出的锦绣图画吗，还可能听到巴赫所谱出的受难曲吗？还可能领略伯拉克西特列斯塑出的雕像吗？恐怕只是看到一双整天盯着冰上海豹洞的直勾勾、傻愣愣的眼睛吧！ 达尔文之所以在生物学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因为他曾经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之所以能够发明电话，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住在罗曼诺夫庄园一个偏僻村子里的身不由己的奴隶。 埃及气候宜人，有着灿烂绚丽的高级文明，是人类古文明的发祥地，但居住在这样优越环境下的土著居民却没有强壮的体魄和锐意进取的上进之心，连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相当糟糕。巴比伦、阿西利亚也是这样的情况。至于后来迁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在政治、经济环境极差的情况下，却还拥有强健魁梧的体魄，加上那里气候也很好，他们都精神抖擞，精力旺盛。 农业落后的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人民的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并没有得到助长和弘扬。因为在这个国家中，除了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其他地区，商业凋零萎缩，就连政治也是完全被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所操控的。 腓尼基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经商条件，人民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但仍然逃脱不了厄运，这个国家经济严重不平衡，商业垄断现象突出，制度森严，全部的财富归小部分船主所拥有。这使得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权被大富豪牢牢把持。而被剥夺了勤劳干活权利的穷苦大众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变得冷漠、苍白，*后，腓尼基不得不踏着迦太基所走的道路，因自私贪婪和鼠目寸光而化为废墟。 总体而言，成功的必要因素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有所欠缺的。 完美平衡的奇迹出现在公元5世纪的希腊，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并且这束曙光只出现在希腊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并没有发生在本土。 在我的另一本书里面，我详细描述了沟通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著名岛屿桥梁，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在还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就踏着这些“桥梁”来到欧洲。随着他们的步伐，亚洲绚烂的文化精髓和商业文明在欧洲大陆开花结果，小亚细亚狭长的土地留下了他们不朽的足迹。这个地方用以沃尼亚来命名。 这段历史发生在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当这块九十英里长、数英里宽的疆域被希腊大陆某些部落的铁蹄所征服的时候，诸如著名的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等殖民城市在这块土地上先后冒出来。各种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环绕在这些城市的周围，在这种光辉的笼罩下，文明以*快的速度滋长，不断挑战着新的高度，触及巅峰状态，为后世的文明发展树立了无法超越的丰碑，以后的文明历程中顶多出现过与之平等的现象而已。 首先，殖民城市集聚了十多个民族的集体智慧，有*有胆识、*为活跃的人才。其次，新旧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都在这里累积。还有，生活在这里的自由之身的人们，得到殖民主义利益政府的眷顾，其个人才能得以*大限度地发挥和拓展。 而对于以商业为主命脉的国家而言，气候并无大碍。在这些国家，船只可以通过建造获得，货物可以卸舱，只有气候恶劣到使港口结冰，城镇被水淹没的地步，居民大概才会关注天气预报吧，这就是我不提及气候的原因。 对于知识阶层而言，以沃尼亚的天气对他们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在尚未出现书籍和图书馆，知识靠人们口口相传的时候，*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以及*古老的大学所在地就是城镇的水井周围。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个人不仅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并且也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当然，对于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背景并不是说他是因为抢银行或者杀死家人而戴罪潜逃到米莱图斯来的。他的祖先是谁？比奥夏人？腓尼基人？（借用学富五车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游牧人抑或闪米特人？无人知晓！ 由此，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作为显赫的世界中心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他的人民来自四面八方（跟当今的纽约一样），所以人们往往只凭表面现象来审视自己的邻居，对于他的家庭却不作过多关注。 我想不必为阐释泰勒斯的思想而过多地占用书本篇幅，毕竟这不是一本数学史和哲学手册。但对于他在新思想上采取的宽容理解态度倒是有必要提及一下。当罗马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商镇坐落在远方一条鲜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时候，当犹太人还在阿西利亚人的胯下受辱，卑躬屈膝地当俘虏的时候，当欧洲北部和西部还是鬼哭狼嚎的荒原的时候，这种风气就已经在以沃尼亚盛行了。 要把这种发展做一个透彻的分析，找出原因，就得了解希腊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至少应该追溯到希腊首领渡过爱琴海、对特洛伊城堡的财富进行掠夺的那个时期。当时的那些辉煌耀眼的英雄只不过是*初级文明的产物，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劲爆的搏斗和厮杀，上帝把他们制造成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的世界里，刺激、角斗、赛跑等如此种种的竞技成为主宰生命的长跑，而现在的我们为了获得面包、香蕉，不得不一头扎进日常琐碎的工作中去，至于那些远去的活动，实在已经是无暇顾及了。 那些血气方刚的侠士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犹如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态度质朴、坦荡、忠诚。公元前10世纪主宰希腊人命运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在外貌体形上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都具有实实在在的形象。至于地球人和天神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怎样的方式划分开来，大概没有人解释得清楚，这个谜团将一直沉睡。但远在九霄的上帝一直将他的恩泽和深厚情谊洒向地面上渺小卑微的臣民们，就是这个亲切人性的特色，使得希腊的宗教笼罩着独特的光彩。 有一定文化素养，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都知道，那个蓄着长胡子的宙斯是宇宙中强大的统治者，当他粗暴怒吼、天地间电闪雷鸣时，就像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一样。孩子们还在摇篮里嗷嗷待哺的时候，就被灌输以神灵的故事，当他们长大能够自己解读古老传说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思索这些强大可怕的神灵背后隐藏的缺点和不足。这个时候的神灵在他们眼中只是化装人物而已，他们在温馨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戴着面具，彼此制造恶作剧，并乐此不疲，他们在渺小的凡人朋友圈子里谈论时事和政治，有各自支持和力挺的派别。他们唇枪舌剑、争吵不休，这势必使得凡间与天国有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凡间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 但*好不要触怒至高无上、强大无比的宇宙统治者宙斯，即使他有人类的一些弱点，这是从安全角度发出的忠告。当然，宙斯也有“通情达理”的一面，我们可以通过华盛顿会议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来了解这个词的内涵。“通情达理”这也是事实，如果掌握得当，拿捏好分寸，是可以稍稍左右他的，他幽默的个性以及并不把他自己与他的天国看得太过重要，这是可以疏通他的*主要原因。单从这一点并不能很好地评价宙斯，但这却是非常明显而易于接受的。古希腊似乎从没有对凡人做出太过严苛的条例和教规，没有对凡人们区分真理、谬误做严格的规定，正是由于没有现代概念的“信条”、冷严的教规以及仰仗绞刑架而扬扬自得的职业教士们的羁绊，全国的人民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评判标准来修改他们崇尚的宗教思想和对天国的印象。 塞萨利人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比起阿索庇人要差得多，那是因为塞萨利人住在距离奥林匹斯山很近的地方，与诸神为邻，而阿索庇人却住在很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雅典人之所以对宙斯无礼，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的庇护。与之相比，阿卡迪亚人住在偏僻的山谷里，这里远离繁华的交通要道，他们的宗教信仰更为质朴，对于轻视宗教的态度和行为会使他们感到厌恶和恼怒。宗教是无比严肃的事情，这样一种观念在他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福西斯人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在福西斯居民的观念里，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伟大的一个。他们认为，千里迢迢而来的人们，即使腰包里只有一两个德拉马克都应该拿去孝敬阿波罗。 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就是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犹太人之所以只信仰一个上帝，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保持了对宗教的绝对垄断地位，是因为聚集于一个城市的犹太人日益强盛，逐渐清除了周边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朝圣地。希腊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曾经为了争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城市的名誉权而展开长年内战，厮杀混战，*终都以失败告终。 独立思考的精神将在个性强悍的民族面前得到广阔的发展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圣经》风马牛不相及，前者只是普通的读本，从来不在“圣书”的范围内，但有时候却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由于在这两本书里可以看到英雄们惊险刺激的冒险，于是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常常被人们当作希腊的祖先加以崇拜。天神们似乎总不干正经事，反而喜欢在凡人的斗争以及其他繁杂事务中凑热闹，且各自为营，而悠闲地欣赏着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旷古厮杀。基于天神们的种种表现，使得这两本书讲述了很多宗教知识。 希腊人从未深究过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但《荷马史诗》在人类文学史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辉不可磨灭，它已成为漫长的冬夜里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孩子们因为它而为自己的民族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全部。 泰勒斯诞生的这座城市是知识和精神自由的完美结合体，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船只聚集在这里，空气中到处飘散着刺鼻的气味，同时，这里也是东方绸缎装点的富丽天堂，饱食终日的人们传出的欢声笑语到处飘荡，泰勒斯在这里工作、学习，直至离开凡尘。与其他人的见解相比，泰勒斯所探索出来的结果总是大相径庭，分歧严重，请记住，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泰勒斯在米莱图斯人中的知名度可以跟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当中的知名度相提并论。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心中的形象是留长发、叼烟斗、拉小提琴，还有他登在星期日报纸上的在火车两头之间走动的一个人的故事，这就是纽约人口中的爱因斯坦。 稍纵即逝的真理正是被这个叼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被推翻（*少也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但数百万计的纽约人对于这件事似乎并未太过关注，只有当自己青睐的击球手因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的时候，数学这门学问才会被懒散的他们所想起。 古代历史教科书只有用印有“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字样来搪塞，想巧妙地避开这个难题。当时《米莱图斯报》上登出“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这样的大字标题的情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我无法准确地告诉你关于泰勒斯超越前人、标新立异、开创新局面的历程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完成的。但他的生活空间绝对不是知识的真空世界，他的智慧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公元前7世纪，许多新的科学领域已经被人们探索研究，学者可以随时参考大量数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方面的资料。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在天空自由探路，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经过埃及建筑师的精心计算，可以安然放置于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通过对太阳运动的研究，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能够精确地测算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农民因为有了日历而使得劳动作业迈向规律化。 即使这些找出实际问题答案的人们依然乐意将自然的力量归功于上帝意识的杰作，季节、星球以及海潮牢牢地掌控在上帝他老人家的手里，这种统治跟掌控农业部、邮电部、财政部的总统和各路议会议员如出一辙。 泰勒斯虽然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态度，但却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对其加以讨论，跟当时大多数有着良好教育素养的人一样。正如，泰勒斯如果看到被日食这种怪异的现象吓得匍匐在地的海滨水果贩子惊恐地叨念着宙斯的名字祈求庇佑的时候，他也断然不会去告诉他关于天体运行知识的真相，纵然是小学生也可以用天体知识测算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米莱图斯城将被暂时的黑暗笼罩，那是因为发生了日食。 正当波斯人和利迪亚人在战场上相互厮杀的这个下午，这次著名的日食爆发了，人们有理由相信，由于光线问题他们停止了相互厮杀。犹如当年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一样，是不是利迪亚的诸神的作用，才使得天国的光芒熄灭，大地黑暗的时候，胜券能够被他们所扶持的一方所操纵？至少泰勒斯并不认为是这样。 所有的自然现象，在泰勒斯看来都是受制于某种永恒法则的支配，体现了永恒的意志，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由天神掌控和支配，这就是泰勒斯的境界和造诣（他的丰功伟绩正体现于此）。他认为，那天下午在以弗所大街上即使只发生狗的撕咬，或者仅仅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别的更重大的事情，日食照样会如期而至。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产生是普通法则支配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如下推断（他的推断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有了水，世间万物得以存在，而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被水所包裹着，从创世纪开始便与世同在。这是泰勒斯运用科学的探索观察手段得出的具有逻辑性的结论。 然而，我们至今都没能找到有关泰勒斯思想的任何亲笔文稿，这真是无比遗憾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他用文字记载自己的思想是极有可能的（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而今那些人们希冀中的珍贵文稿在历史的风尘中却了无痕迹。对于他个人的认知，我们只是从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书籍中搜索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认知自然是微薄的。早期的哲学家大多脱不了商人的角色扮演，泰勒斯也不例外，这一角色加强了他与地中海各个地方人物的接触，这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点。“智慧的恋人”这一殊荣被冠名于哲学家头上。生活的秘密孕育在万物生灵之中，这是哲学家们历来重视的事实。他们赞同这样的观点：“为智慧而寻求智慧”与“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填饱肚子的错误是一样的，将有害无益、贻害无穷。 对他们而言，衡量世间万物的*高标准就是好、坏和中性，因为世界上人们的个性各异。于是他们在空闲的时候开始挑战高难度，按照人的真实面目去研究人这种高深的动物，并不是只凭主观臆断、先入为主的思想去考量。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与其他人相处和谐，睦邻友好，自己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悄悄滋长开来，这比起单纯的说教、乏味的指点以及动辄用森严的清规戒律约束限制人们的活动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他们身体力行，用自身作为榜样，向人们说明灵魂深处的幸福和安宁寄托在对自然力量的真正了解和认知上。哲学家们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自由地探索、深究、挖掘，甚至深入到被认为的只有上帝的力量才能涉及的冒险领域里去，这一切自由随性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周围人对其的认同感。泰勒斯就是这个福音受益者的先驱代表，在他的研究领域里，他穷尽一生智慧和汗水，只为了他钟爱的对人们有益的事业。 泰勒斯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并细致入微地研究了每一个枝节，公然挑战长久以来形成的被人们深深认可的事情，他生命的*后一刻在人们的允许下永远静止在那张他安眠的床上。就算当时他有对自己的奇思异想做出解释和申辩的机会和权利，我们也无法对其考证了。 在泰勒斯指引的地方，无数的追随者如潮水般涌来。 三十六岁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的阿那克萨哥拉就是其中一位，对天文学有颇多研究的他有着“诡辩家”的名号，曾在希腊的城市里当过私人教师。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授课的时候已经推翻了太阳是由天神驾驭的马车这样被公认的说法，他认为太阳是一个比希腊大一千万倍的又红又烫的火球。 这一理论的提出并没有给他招致灾祸，天国的霹雳也并没有降临到这个胆大妄为的人身上。在此基础上，月球表面由山脉和山谷覆盖这样的理论也孕育而生，他的理论向着更高层次迈进了一大步。*后这一理论又上升到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归宿问题，他认为有一种“种子”作为万物的起源和归宿存在于宇宙诞生之初。 由于阿那克萨哥拉谈论的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事情，至此，他已经将自己推进一个危险的领域，后来许多科学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太阳、月亮距离地球那么遥远，哲学家们并不关心对它们的称呼，但这个曾经的教书匠居然用一个叫作“种子”的东西来亵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成长，这与天神的故事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天神故事里面描述的是，世间男女是由小石子变成的，洪水之后，天神恩泽，使石子变成人形，世界才有了生气和生命。这个故事即使是幼小的希腊幼童都能倒背如流，毫无疑问，对天神故事的否认就是孩子们对长辈智慧的怀疑，对烙在人们心中神圣无比的真实性的挑战，社会的安宁和谐势必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当然，阿那克萨哥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雅典父母同盟猛烈攻击的对象。 当时的雅典早已被民主制的气氛所笼罩，个性和自由空前发展，城邦的统治者再也无力保护一个有异己学说的地理教师，即使目不识丁的愚蠢农民都可以迫害他。因为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的统治力量已经远去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正是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这无疑使法庭的判决有了更为有利的筹码，为人们发动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一个人口*稠密的郊区行政长官奥菲特斯教士，曾经提出了一条法律，这条法律要求，“对于不相信现存宗教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的人，要立即治罪”。而这条法律被法庭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因此，阿那克萨哥拉锒铛入狱。*后，由于城市中的开明势力的发展，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一小笔罚款就出狱了。此后，他在小亚细亚安度晚年，公元前428年结束长长的一生，归至黄土，也算含笑九泉。 事实证明，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任何官方都不可能压制得住的，在与科学发展的抗衡中，官方的抵制行为实在是徒劳。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后，他的思想却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世代流传，永放光芒。两个世纪以后，他的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科学假设的基础，再往后一千年，拨开暗淡的乌云，这根接力棒传到了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的手中，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同时，在理论支撑和现实观察的双重推动下，伊本·路西德写下了很多著作，这些闪光的智慧结晶通过比利牛斯山，被及时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多种文字。书中的观点被西欧人和北欧人所认同和接受，如今它们在人们眼中已经像乘法口诀一样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现在，再说说阿那克萨哥拉，他的受审事件过去一代人时间的时候，希腊科学家终于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不同的学说了，这可以说是科学家们受到的无上恩泽。 直至公元前5世纪末年，发生了第二件受害事件。这位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阿布戴拉村的流浪教师名叫普罗塔哥拉。普罗塔哥拉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提出“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大幸福和*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这一法则的“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这一法则的提出给德谟克利特扣上了激进分子的帽子，应该在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生活，正因为如此，该地区在当时已是名声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