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章 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 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在历史上，这（至少）与两个条件有关。正如今日所见，这种转变的实现首先在于真实的物质需求可以客观降低并脱离于社会的程度。这不仅有赖于人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依靠法制和福利国家的保障及调节。其次，这种范畴上的变化同样源于以下事实：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着这些条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动的一种历史类型就被另一种给相对化了，即被重叠了。（马克思和韦伯所泛称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而展开的：社会生产的财富在分配之时，为何既体现为社会不平等，又具有“正当性”？新的风险社会范式与这个问题交叉在一起。这种范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与之相似，又截然不同。怎样才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导现代化进程系统生产的风险与危害？它究竟会在什么地方以“潜在副作用”的形象诞生？如何对它加以限制，完成派发，使之既不阻碍现代化进程，也不超出（生态、医学、心理或社会意义上）“可被容忍”的界限？ 因此，我们不再只关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主要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的后果问题。现代化进程正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和问题。（在自然、社会和人格领域）发展和运用技术的问题被另一个问题所覆盖，也就是，从特别需要加以界定的关联性视域出发，对实际或可能的技术运用中产生的风险在政治和科学层面加以“操控”，包括管理、揭示、吸纳、避开、掩饰等。在对技术—经济的发展进行或真或假的干预之后，安全承诺随风险一同增长，并在警觉而具慧眼的公众面前一再得到了重申。 社会不平等的这两种“范式”分别与现代化进程的特定时段系统相连。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当今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只要惹人注目的物质需求，亦即“短缺的独裁”，还在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围绕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和分配冲突就不会甘于退居幕后。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稀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宣称，它可以用科学技术发展的钥匙，打开社会财富隐蔽源泉的大门。现代化承诺把人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构成了社会不平等范畴下人们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并贯穿从阶级社会、阶层社会直至个体化社会的全程。西方福利国家发达而富有，它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运动。一方面，相比于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物资供应，相比于饥肠辘辘的第三世界，为“每天的面包”而奋斗已经失去其紧迫性，它不再是笼罩一切的首要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大腹便便”的“问题”取代了饥饿问题。不过，这就相当于抽掉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的正当化基础，即同显而易见的短缺作斗争。为了这场斗争，人们早已准备接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见的副作用了。 与此并行的过程是一类知识的传播，即财富源泉被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污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人们长期以来致力于克服贫困，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让这一阴暗面变得日益显眼。现代化进程释放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力，就连人类的想象力也要为之惊愕不已。上述这两个方面构成源头，助长了对现代化的批判，确立了喧哗吵闹的公共辩论。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各自的社会局势与冲突，迟早会在社会史的某个阶段结合在一起。我们*迟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见证了这一转变的开始，而这正是我的论题。也就是说，两类主题和冲突在这里重叠了。我们还没有生活在风险社会，但我们也不再仅仅处于稀缺社会的分配冲突中。一旦这种转变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就会到来，它会引导我们脱离原先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范畴与轨道。 风险概念能否承载这里所要求的社会史意义？这个概念所涉及的难道不是人类活动的原生现象吗？风险已经是工业时代的特征，为何这里又把它们区分开来？可以肯定，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诸如哥伦布这样的人物，扬帆出航，探索新国家、新大陆，无疑是相信“风险”的。但这都是个人风险，而不是全体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险，如核裂变或核废料储藏所引发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风险”的言外之意是勇气和冒险，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的自我毁灭。 几个世纪以来，森林濒临消失。起初是变为农田，之后是滥砍滥伐。但今天森林的死亡是全球性的，同时也是工业化隐含的结果。这两者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些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如挪威和瑞典）本身几乎没有任何重污染工业，却同样深受其害。它们不得不以濒临死亡的森林和动植物为代价，去偿还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留下的这笔污染账。 有则传闻说道，19世纪有位水手掉进了泰晤士河，但他不是溺亡而是闷死的，因为他吸入了这条伦敦排水道恶臭难闻的有毒水汽。走在中世纪局促狭隘的街道上，就是让鼻子遭罪。“粪便到处堆积成山，巷子里，栅栏边，马车上……巴黎人房子的外墙快被小便浇烂了……组织层面的社会阻塞，让整个巴黎有陷入糜烂解体的危险。”（Corbin，1984：41ff.）不管怎样，让我们惊诧的是，那时的危害刺激眼、鼻，可为感官捕获；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大多难以感知，这种风险定居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内（如食物毒素、核威胁）。 还有一个区别与此直接相关。过去，危害可被归结为卫生技术的供应不足。今天，危害的根源在于工业生产的过剩。所以，当今的风险和危害在本质上有别于其在中世纪的表面相似物。这是由于今天的威胁具有全局性（人、动物、植物），其起因是现代特有的。这是现代化的风险。这是工业化先进设备的批量产品，并将随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系统地增加。 风险概念与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密切相关。风险可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风险有别于传统的危险，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风险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 这个意义上的风险，当然和工业化的发展一样年代久远。所谓的“贫困风险”，即大部分人口的贫困化压得19世纪喘不过气来。“技能风险”和“健康风险”长期以来都是理性化进程的主题，也是与此相关的社会冲突、社会保障（和社会研究）的主题。人们着实花费了不少工夫，致力于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标准，以便从政治上减少或限制此类风险。然而，近年来令公众担忧的生态风险和高科技风险已经具备新的特征。这是本书接下来关注的焦点。风险在制造痛苦的同时，也脱离了与其起源地—工业企业—的联系。就风险的性质来看，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计算风险的常规基础，如事故和保险、医疗预防等概念，并不适用于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面。例如，核电站不会被单独投保，或者说，它是不可投保的。核“事故”也不再是狭义的“意外”。其影响将波及数代人，甚至包括那些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者，或远在千里之外的人。 这意味着，科学和法制迄今建立的风险计算失效了。用常规的风险概念应对现代生产力和破坏力所引发的后果，不啻是把后者加以正当化，这是一种错误却不失其效的手段。风险学家习惯于这么做，就好像在19世纪的局部事故与20世纪末缓慢加剧的潜在灾难间，不存在这一个世纪的间隔。的确，如果人们区分了可计算的和不可计算的威胁，那么在风险计算的表象之下，源自工业化和决策的新的不可计算与威胁，依旧会随着高风险产业的全球化而广泛传播，无论其目标是战争还是福利。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已经无法把握现代晚期的这一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正是来自理性化的成功。技术选择的能力日益提高，而其后果却愈发不可计算。对比这些全局性后果，初级工业化的职业风险确实应当归属另一个时代了。依靠核能和化学能，生产力得到了高度发展。但生产力的危险也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与范畴：时间和空间、工作和闲暇、企业和国族，乃至军事集团的划分和大洲的分界。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 我们讨论的核心是这种文明自陷危机的可能性，特别是其社会结构和政治动力。整个论证可以划分成五个论题： （1）风险在本质上不同于财富—这里特指那些出现在生产力发展高级阶段的风险。风险首先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现象，此外还包括空气、水、食品中的有毒物和污染物，以及由此对动植物和人所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影响。风险引发的损害是系统性的，通常不可逆转，大多也不可见。风险有赖于因果解释，因而*初只存在于相关（科学或反科学）知识。借助知识，风险变换样貌，或放大，或缩小，或渲染，或淡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风险公开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风险界定的地位和途径由此在社会政治中居于关键位置。 （2）随着风险的增多，同时也由于风险的分配，社会的风险处境形成了。风险处境的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同阶级或阶层处境的不平等没有什么不同；但其中起实际作用的是截然有别的分配逻辑：现代化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生态灾难或核泄漏向来无视国界。就算是富商大贾或有权有势者，也难逃其影响。风险不仅损害健康，也威胁正当性、财产和利润。在现代化风险获得社会承认之后，对生态的贬抑和剥夺也紧随其后。这跟利润和财富的旨趣构成了系统而多样的矛盾，这种旨趣乃是工业化进程的推手。与此同时，风险也会制造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国之间的不平等，其次是各个工业国内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管辖权结构。鉴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跨国性，巴伐利亚森林中某片草叶的生命，*终有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维持。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 （3）尽管如此，风险的传播和市场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相反，它把后者提升至新的阶段。围绕风险的界定，总是同时存在着赢家和输家。两者的相对位置变动不居，因为事项不同，权力有异。在赢家看来，现代化风险是一桩大生意，是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的无限需求。肚子可以填饱，需求可以满足；而文明的风险却是个无底洞，永不餍足，无穷无尽，又可自我再生。卢曼说得对，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具有了“自我指涉”的性质，不再依赖于那个满足人的需求的环境。但这也意味着，工业社会在对自己引发的风险加以经济利用的同时，也制造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 （4）人们可以占有财富，却只能忍受风险。风险仿佛就是文明指派的。以稍显尖锐而刻板的方式来说，在阶级或阶层处境中，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意识决定存在。知识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相应地，我们必须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和阐述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这种社会学理论将围绕风险知识的起源与传播而展开。 （5）得到社会承认的风险具备其特有的政治爆炸力：之前属于非政治的事物获得了政治属性—在工业化本身的进程中清除“原因”。这在有关森林破坏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清楚。突然间，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开始插手私有领域的企业管理，如生产计划和技术设备。我们可以借助例子表明，风险界定的公共之争实际上是围绕着哪些问题而展开的。这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体的健康问题，也涉及下列副作用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如市场崩溃，资本贬值，企业决策的科层式控制，新市场的开辟，巨额开销，法律诉讼，威信尽失。在风险社会中，受到诸如烟雾警报、毒物泄漏等大小事件的推动，灾难的政治潜能正在缓缓浮现。相关的防御和管控过程也就意味着权力与权限的重组。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况恐怕也要成为常态了。 污染物的科学分配与社会的风险处境 一直以来，自然科学的范畴和公式包揽或支配了相关的讨论，从空气、水、食品中的污染物和有毒物，到自然和环境的破坏等一般性议题。但在科学的“贫困化公式”中，那些固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却依然不为人所知。相应地，从化学、生物和技术的角度展开的环境讨论同样存在着危险，它会无意间把人仅仅视作有机体。长久以来，这类讨论有理有据地批评工业化时期所盛行的进步乐观主义，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因为围绕自然的讨论退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其中既没有人，也不追问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里特别需要提到*近几十年的讨论，就算论辩不断批判技术和工业，但处在核心的依旧是技术统治和自然主义。这些人绞尽脑汁，调用空气、水和食品的污染物含量，以及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原料短缺等指数，并予以发布。他们富有激情，时刻专注，就像这世上从来不曾有人（比如韦伯）指出（显然白费口舌）：如果排除了社会的权力和分配结构、科层制、流行的规范和理性，上述科学讨论不是空洞的，就是无意义的，更有可能同时包含这两者。在此悄悄潜入的是这样一种理解，现代性在迫害者和牺牲者的意义上，被简化为技术和自然之参考系。正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思考方式（包括政治性环境运动）掩盖了现代化风险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内涵及后果。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德国环境顾问理事会（RatderSachverständigenfürUmweltfragen，1985：33）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经常能在母乳中发现β—六氯环己烷、六氯苯和DDT，其浓度令人担忧。”这些有毒物存留在杀虫剂和除草剂中，但它们早已被禁止流通。因此，目前这些物质的来源是不明确的（33）。报告的另一处写道：“人们对铅的接触平均而言并不具有危险。”（35）这个陈述的背后隐藏了什么？或许是在类比这个分配例子吧—两个人有两个苹果，其中一人把两个都吃了，这样一来，平均而言，他们一人一个。转换到全球尺度上的食物分配问题，这个表述会变成这样：“平均而言”，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吃饱。这显然是一种犬儒主义。在地球上某些地方，人们忍饥挨饿，濒临死亡；而在另一些地方，应对营养过剩问题倒成了一项主要的消费支出。当然，这类针对污染物和有毒物的表述也可能并不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因为或许平均接触量也正是所有人群的实际接触量。可我们知道这一点吗？为了维护上述说法，让我们了解人体被迫吸入或摄取了其他什么有毒物，难道不是一项先决条件吗？他们在探究“平均量”时的那种理所当然，实在令我们吃惊。追问平均量的人已经忽略风险处境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这正是他不能不知道的。因为有可能就存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生活条件，其中，铅这类物质的含量“平均而言不足为虑”，同时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报告的下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工业排放的毗邻区，有时才会在儿童身上发现危险的铅含量。”所有这类环境和污染物报告的特征，不仅是缺少对社会差别的考虑，也无视这种差别是如何实现的。实际上，其依据是围绕排放源的地区视角和年龄划分—两项标准都源于生物学（或一般而言的自然科学）思维。这不能怪罪于专家小组。这只是反映了在环境问题方面科学和社会思维的一般状况。环境问题一般被看作自然和技术问题，或者经济和医学问题。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首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并对人们的健康和共同生活造成了各种影响。但令人震惊的是，这里面的一大特征竟是社会性思维的缺失。这种缺失还伴随着荒诞：所有人，甚至是社会学家自己，都对这种缺席无动于衷。 研究人员对污染物、有毒物，以及水、空气、土壤、食品等污染的分布进行调研。相关的结果以分地区的彩色“环境地图”的形式呈现在警觉的公众面前。只要环境状况还在以这种方式来描绘，那么科学的描述和思考方式无疑是合适的。然而，一旦涉及对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的基本思路就会短路。要么，我们宽泛地假定（有待证实）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受到已查明的地区污染中心的影响，不分收入、教育、职业，不分与此相联系的吃、住、闲暇的机会和习惯；要么，我们*终彻底排除人及其所受的痛苦，只讨论污染物及其地区分布和影响。 自然科学视角的污染讨论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其中一方的结论错误地认为，社会痛苦均拥有生物基础；另一方对自然和环境的观察，既排除了人的痛苦的选择性，也没有考虑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同样的污染物对不同的人会有相当不同的含义，其差异可能源自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信息、教育等。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仅仅着手研究个体身上的污染物，永远不可能确定人群中的污染物浓度。对单个产品来说“不足为虑”的因素，一旦积聚在由全面市场化高级阶段的人所构成的“用户蓄水池”中，或许就表现得极为令人忧虑了。我们在此陷入了范畴错误：只要“安全”或“危险”还与那些摄取或吸入污染物的人存在一丝关联，那么，以自然和产品为取向的污染分析就无力解答有关安全的问题（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众所周知，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可能会抵消或放大其中某种药物的疗效。今天的人们当然还不需要单纯依靠大量药物来维持生存，但他们仍要呼吸污染的空气，喝污染的水，吃污染的蔬菜。换句话说，不足为虑的因素在显著累加。那么，按照一般数学规则，这些因素的加总会变得越来越不足为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