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传

　　大约从1950年以后，为了写一本内容博大的关于德国的书，在搜集了历史和当今的有关资料。这一时期发表的较重要的有关德国的书，他都一一读过。同时他订阅世界各地二十种文化政治内容的杂志，经常从各大使馆获得材料和谈判记录；把各家报纸都汇编起来。说他知识片面、闭塞，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科学的批评，实际上却是恶意的诽谤。它仅仅表明，学术界有一部分人容易怀着一种嫉恨的心理，避而不见“一位智睿的读报者的成果”；①而政治家们却会以这样淡淡的一句话来表明对雅斯贝尔斯的不屑一顾和我行我素的态度。　　令人惊异的是民主德国对此表示了欢迎。1966年6月瓦尔特??乌布利希转致雅斯贝尔斯这位“尊敬的教授先生”一封长达13页的信。此信首先谈及雅斯贝尔斯在《星期日世界》上发表的一篇文章，②在这篇文章中雅斯贝尔斯表示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之间的会谈。然后该信又谈到雅斯贝尔斯论联邦德国的书。雅斯贝尔斯认为信的内容不乏理智，但是该如何给这样一个人回信呢，此人虽然在国务院的讲话中引用了《明镜》上刊出的雅斯贝尔斯一书的部分章节，但是却禁止全书在民主德国发行。他还担心，他和乌布利希的通信关系会像以前罗素和赫鲁晓夫的通信一样被利用来进行宣传。因此他只是简短而客气地写了封信表示收到了“尊敬的总统先生”的信。　　对于实事求是的批评，他写了“对我‘联邦共和国向何处去？’一文批评的答复”（1967年）作为回答。此文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　　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过问德国的政治状况了。1964年他决定永远不回海德堡定居；虽然当时他仍拥有在海德堡的居住权。1967年他申请巴塞尔的公民权，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于该年夏同意了他的申请，雅斯贝尔斯为此付了三千法郎的费用。有时他喜悦地说，**次作为一个他能够赞同其原则的国家的公民，他感到很高兴。但在其内心深处，他也许并没有丧失这样的意识，即意识到自己“……仅仅是一个流浪汉，没有政治祖国”。①关于此，他曾经在从瑞士写给拉德布鲁的信中流露过。　　同一切集团——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的决裂使他明白（他早就明白）：不去依靠这些集团，只去依靠理性；只有依靠理性，个人才敢于生活和思维。他*后一本书《论独立的思维》论述的就是理性。在写此书时，他已患老年性疾病，可是仍保持着热情和冷静的情绪。“我们这些老人生活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度日，少谈死，按斯宾诺莎的话来说，理性的人想的是生而不想死，这是因为我们对于死亡有深刻的了解。”②　　自1965年起，雅斯贝尔斯就患有急性气管炎和直肠憩肉，憩肉时而引出肠出血，有时出血很多，此外右手已有风湿性关节炎症状，常常妨碍写字。1966年春天起，由于关节炎恶化以及风湿性神经炎的出现，他的双手、两臂、双腿都感疼痛；大小腿肌肉萎缩、双脚感觉异常，这使他走路感觉困难。1968年初他发现自己记忆力减退，同年8月他**次轻度中风，9月、10月又各发一次，间或伴有失语症，这种失语常常是机能性的，而不是感觉性的。他本人密切地注视着自己的病情，每天都要弄明白自己已瘫痪到何种程度并且同他的医生贝恩斯坦谈论自己的病情发展。他向那些知己的来访者说明自己目前的状况：“厄运随时都会降临到一个人的头上，我估计自己难以逃脱。——我现在仿佛成了合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在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另一个怀着医学兴趣注视着前面这个人。”从10月起，对他起居行动的照料已十分繁重了。女管家爱尔娜??摩勒在照顾他时表现得体贴入微、充满信心、轻松愉快，这使雅斯贝尔斯舒坦不少。1969年2月病情陡然有了明显好转，他又兴致勃勃地接待来访者，侃侃而谈。当谈话转入政治时，他说：“政治现在对我已没有意义了，我们还是来谈哲学吧。”在*后一次谈话时，我向他叙述，哲学家们已经实现了相互理解。他认真地倾听着，然后说：“人们大概这样想，哲学家们至少会相互理解。但是，我要告诉您：他们从来也没有相互理解，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在说。”　　2月16日至17日的夜间，也许是又一次中风使他肢体全部瘫痪，几乎不能说话，常常弄不懂别人的意思。他生日那天（2月23日）*后一次会见了几个朋友，他非常吃力地告诉他们，自己的生命不长了，语气平静、漠然。两天以后他一阵阵发烧，也许是肺炎引起的热度。使用了抗生素以后，到了傍晚时分病情有所好转，他精神似乎尚佳，但脑子已经糊涂，只能辨认出走近身边的人。夜里他安静地由睡眠转入昏迷。1969年2月26日他妻子九十岁生日这一天，他家里源源不断地涌进了来祝福和献花的人，这时，雅斯贝尔斯的生命慢慢地停止了。医生确定他死亡的时间是十三时四十三分。　　在他的遗嘱中写有如下的请求：丧事无论如何要保证从简，发表讣告的行文只写：“我终生的伴侣卡尔??雅斯贝尔斯今日去世。——格尔特鲁德??雅斯贝尔斯。”①他谢绝宾客参加他的丧礼，不希望学校参与他的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