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绿色发展问题研究

**章 绪论 **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绿色发展是当今全球性的主流发展趋势。自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中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以来，国际上对绿色发展的认同逐步提高，先后提出了实行“绿色新政”“绿色经济”，建设环境友好城市、发展绿色农业等思想。随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系统的逐渐失调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矛盾的日益加剧，中国政府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并将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看作是影响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战略任务。随后2017年至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围绕绿色农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村资源保护和污染治理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顺应世界绿色发展潮流的战略选择、解决我国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困境的必然要求及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现实需要，对于改善我国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绿色发展理念和措施将会成为加快建设美丽中国，使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路径。 然而，如何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目前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和措施体系，这将是中国今后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宏观上看，绿色发展是针对当前中国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重大战略，而中国农村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中国每年产生的农业废弃物约有40亿吨，其中，畜禽粪便有2亿吨，农作物秸秆有7亿吨，废弃农膜等塑料有2.5万吨，蔬菜废弃物有1亿～1.5亿吨，乡镇生活垃圾和人粪便有2.5亿吨。目前，农业废弃物已经成为中国*大的污染源。《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化肥当季利用率只有33%左右，普遍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的状况也十分严重，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达294.91万平方千米，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2%；耕地污染土壤点位超标率达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这一系列污染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和阻碍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一般而言，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都与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生态保护制度的缺失密切相关。因此，从生产、生活、生态方面提升农村绿色发展水平将是我国全面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和理想的切入点之一，其现状、影响机制及实现路径等问题需要长期关注。 基于此，本书拟在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首先，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生态三个方面对农村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指标构建、水平测算和综合评价，并探究我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其次，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投入优先序等方面深入剖析农村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后，提出促进我国农村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撑和综合保障体系。 （一）有利于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问题关注的是各产业部门在生产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安全问题，是在确保安全程度不至于弱化的情况下对资源的配置方式与利用方法改进的一种探究。从研究的范畴来看，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从属于生态文明建设系统；从研究的层次来看，绿色发展是站在对增强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的角度所做出的一种划分。处于较高层次上的生态文明建设，会对绿色发展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也能够为绿色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开阔的思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只有实行*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必须具备科学性和时效性，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差异性，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绿色发展状况的指标考虑在内，使其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生态文明建设与生产力布局、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绿色变革。只有将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生态有机统一，多措并举，真正落实，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由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二）有利于构建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农村发展政策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的约束已成为制约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继续采取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将会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粮食减产等一系列问题。要提升农村绿色发展水平，必须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对绿色产业和主体进行扶持，从而调整和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要真正实现农村绿色发展，必须研究出台哪些政策可以对科技研究与开发进行正确引导，以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技术的创新与运用；提升农村绿色发展水平，必须研究制定何种政策可以为绿色发展理念创造良好氛围，从而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中国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由此可见，加强农村绿色发展问题研究，可以为构建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农村发展政策体系指明方向。 （三）有利于推进美丽乡村的发展与建设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从农村来看，现阶段我国部分农村环境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少有效的垃圾集中处理系统，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而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和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美丽乡村的具体目标就是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农村绿色发展战略正是要积极倡导绿色生产模式与健康消费方式，通过加强农村绿色文明建设，整治农村生活环境，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建设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绿色新农村，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提升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它不仅为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具体行动方案，也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实施路径。 （四）有利于强化公众的绿色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 绿色发展的实现是人们行为的直接结果，但是这种行为是在一定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因为观念和意识是行动的前提，有什么样的观念和意识，也就有了什么样的动机，从而就有了在动机支配下的人的行为。因此，寻找实现绿色发展的途径，理应从树立人们的观念入手。探讨绿色发展问题，寻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路径和应对资源环境日益恶化的措施，进而确保农村可持续发展，均需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因此，如何贯彻“绿色发展观”与“生态文明观”，同时不断强化这两种观念，便成为在研究绿色发展问题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一、绿色发展理念的起源与发展 （一）绿色发展的思想起源 从公元前700年到19世纪初，有关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绿色发展的*早的理论起源。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绿色发展思想就已经有所体现。如《道德经》主张“道法自然”，《孟子》提倡“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国语》强调“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管子》更是指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而对于破坏生态环境者，亦有刑罚。《尚书》记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虞官伯益负责管理草木，治理山泽。《代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等。尽管过去这种过于严酷的法规不应再提倡，但目前对于生态环境破坏者执法不严的局面也应改变。国外绿色发展思想起源时间与我国相接近，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阿尔克梅翁就提出了类似于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思想，即“大宇宙”（指自然界）和“小宇宙”（指人）理论。在经历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使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得以启蒙（姜春云，2004）。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相处中暗含的绿色发展思想越来越明显。清朝时期的张履祥在《补农书》中精炼地提出，农民“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杨永斌（1992）看重林业对粮食种植的补充作用，要求“务令家谕户晓，力勤耕植，以收地利，以谋衣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古典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环境容量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现象。他们认为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自然环境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相反环境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17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 配第率先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受到土地等自然条件的制约（配第，1978）。18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早提出了“资源绝对稀缺论”，他认为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人类不可能无代价地获取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一旦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食物数量的增长，人口、土地和粮食之间的不均衡矛盾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尔萨斯，1959）。19世纪英国经济学和哲学家约翰 穆勒对自然环境与人口的关系、自然环境与财富的关系做了研究分析，认为资本的扩张和土地的不足是对生产的*大限制，必须把自然环境和人口、财富维持在一个稳定和谐的范围内（穆勒，1991）。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兴起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绿色发展的思想逐渐兴起。虽然这一时期绿色发展的概念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学术界已开始大量关注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吴泽（1951）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的角度研究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岑仲勉（2004）、谭其骧（1962）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历史上黄河、长江、洞庭湖等河流和湖泊的水文变迁，探讨影响水系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卡尔逊出版《寂静的春天》 一书开始，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 鲍尔丁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太空船经济理论” 等概念和理论。1968年保罗 艾里克在《人口爆炸》 中探讨人类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数学模型和系统分析方法，探讨了人口、工业化、粮食、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人类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方式提出警告，提示人们应该改变传统发展方式。1972年梅多斯等发表了《增长的极限》 ，文中提出人类社会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现实的，而等待自然极限来迫使增长停止又是社会所难以接受的。循环经济的资源再生利用原则，正是要突破资源的有限性，通过资源的重复利用、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来缓解资源危机，延伸可利用自然资源的极限值。这个资源日益枯竭的论述引发了公众的忧虑，并引起了国家政府部门的关注。此后，随着西蒙《*后的资源》、甘哈曼《第四次浪潮》等著作成果的出版，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发展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三）绿色发展理念的发展和延伸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色发展理念得到快速发展。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了以“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为主题的会议，认为上述四者之间是密切相关、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各种变化进行观察分析之后，确定将“环境经济”作为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的**项主题。国际上有关环境保护的议题和政策措施，对我国绿色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一批有关环境保护和政策分析的政策报告相继发布，如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1981—1985）》、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简称《21世纪议程》）等。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直接唤醒了世界性的生态文明意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