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毕飞宇文集)

序
李敬泽
2001年4月，毕飞宇发表了《玉米》。从那时起，在文学界，人们频繁地提起“玉米”：“看‘玉米’了吗？”“你觉得‘玉米’怎么样？”局外人听来，好像人人家里种着一片地，地里长着玉米。
十几年前，莫言写出了《红高粱》，因为这题目和这小说，“高粱”这种贫贱的作物焕发出神奇的光芒。从此，提起这个词，我们会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绿，想起丰饶而残忍的大地。
——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不绝，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
“玉米”也是贫贱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景观，它太普通，太常见，提起玉米也许只会引出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它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主要食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
《玉米》《玉秀》《玉秧》，毕飞宇是一篇一篇写的。我估计，他原本只是想写《玉米》，*后形成这样一本书可能并非他的初衷。但也许就在写《玉米》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玉秀和玉秧，这两个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后，被光彩夺目的姐姐遮蔽着。毕飞宇察觉到她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可能性——小说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样，每个足够活跃的灵魂都有一种冲动：要展开自己的故事，要从别人的故事里冲出去，开辟自己的天地。
小说家如同专制的家长或严谨的导演，他必须镇压和消除这种“自由主义”苗头，必须让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毕飞宇没有向玉秀和玉秧让步。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不可遏止的好奇。当他意识到那两个女孩在阴影中暗自酝酿着激情，跃跃欲动时，他终究无法拒绝她们，他必须提供机会让她们动，让生命自行其是。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强制、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说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导，欲罢不能地追下去。
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伶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所以，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令人伤痛、*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
《玉米》的另一个可能的名字也许应该是《三姐妹》，这个和《玉米》一样朴素的名字让我想起契诃夫，想起他对俄罗斯大地上那三个女人的深情守望。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着人、望着命运，这是作家的古老姿态，毕飞宇把这种姿态视为写作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想起2001年初，毕飞宇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对我谈起“玉米”，这个词和这个女人，他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他爱她，她将因此而荣耀……
再往前二十年或三十年，在江苏北部的乡村，一个瘦的、黝黑的孩子，他注视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泪水涌上他惊喜的眼睛，我听到他说：“玉米。”
**部 玉米
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除了喂奶，施桂芳不带孩子。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施桂芳没有。坐完了月子施桂芳胖了，人也懒了，看上去松松垮垮的。这种松松垮垮里头有一股子自足，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倚住门框，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的，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地懒了。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桂芳好，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如果正在吃饭，笑起来不方便，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一连生了七个丫头，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敛着，客客气气的。现在好了，生下了小八子，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身上就有了气焰。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她的男人是村支书，她又不是，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二婶子的家在巷子的那头，她时常提着丫杈，站在阳光底下翻草。二婶子远远地打量着施桂芳，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心里说，大腿叉了八回才叉出个儿子，还有脸面做出女支书的模样来呢。
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一共为王连方生下了七个丫头。这里头还不包括掉掉的那三胎。施桂芳有时候说，说不定掉走的那三胎都是男的，怀胎的反应不大同，连舌头上的淡寡也不一样。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情，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的一个，她就能一劳永逸了。有一次到镇上，施桂芳特地去了一趟医院，镇上的医生倒是同意她的说法，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把话说得很科学，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好在施桂芳是个聪明的女人，听出意思来了。简单地说，男胎的确要娇气一些，不容易挂得住，就是挂住了，多少也要见点红。施桂芳听完医生的话，叹了一口气，心里想，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这样了。医生的话让施桂芳多少有些释怀，她生不出男孩也不完全是命，医生都说了这个意思了，科学还是要相信一些的。但是施桂芳更多的还是绝望，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
王连方却不信邪。支部书记王连方在县里学过辩证法，知道内因和外因、鸡蛋和石头的关系。关于生男生女，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女人只是外因，只是泥地、温度和墒情，关键是男人的种子。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嘴上不说，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
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也不担心绝种。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说到底，男人给女人下种也不算特别吃苦的事。相反，施桂芳倒有些恐惧了。刚刚嫁过来的那几年，施桂芳对待房事是半推半就的，这还是没过门的时候她的嫂子告诉她的。嫂子把她嘴里的热气一直哈到施桂芳的耳垂上，告诫桂芳一定要夹着一些，捂着一些，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看贱了你。嫂子用那种晓通世故的神秘语气说，要记住桂芳，难啃的骨头才是*香的。嫂子的智慧实际上没有能够派上用场。连着生了几个丫头，事态反过来了，施桂芳不再是半推半就，甚至不是半就半推，确实是怕了。她只能夹着，捂着。夹来捂去的把王连方的火气都弄出来了。那一天晚上王连方给了她两个嘴巴，正面一个，反面一个。“不肯?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顿两碗饭的!”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施桂芳“在床上不肯”，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光会生丫头，还“不肯”，绝对是丑女多作怪。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就是怕王连方吼。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夹也夹不紧，捂也捂不严。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一颗一颗地数起来，哪一颗不是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