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小史

本书讨论的问题困扰着无数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演化有方向吗？如果有，原因为何？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不过现今的共识是生物演化的发展没有方向。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文化、社会都会转变或演进，但整体上并无方向。支持这一看法的理由之一是，如果演化有方向，那么有人就会认为某些社会或文化较之其他社会或文化更高级。这种观念遭人拒斥，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在解释文化变化时拒绝演化论而采用传播论。 不过现在，我们亟须重新思考社会文化演进没有方向的设想。考古证据表明，在整体演化过程中，人类愈发依赖物，越来越与物纠缠在一起，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也因此产生巨变。然而由于我们太依赖数量如此庞大的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饱受摧残。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产生，例如或许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我们为什么正朝着这个方向去？这必须有所解释。 我的观点可以算演化论式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两个世纪以来，科学界主要有两种演化理论。19世纪的社会演化论者认为，社会朝着更先进的城市化、工业化方向发展。这种说法在20世纪中叶重现，不过换了种表达：社会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化的观点不仅是有方向的，同时也是目的论的，因为它假定社会的发展有某个终点或目标。可问题在于，这种结果同样也是导致变化产生的原因：人类变得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他们想变得复杂；人类社会变得愈发复杂是因为复杂系统的本质就是逐渐复杂化。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大解释力。 另一种演化理论受到达尔文的启发，并在近几十年来成为解释长期社会文化演变的主要理论。这种演化理论有时会与复杂化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自然会选择更复杂的社会系统，因为它们可以更好地适应环境。达尔文式的方法往往回避演化方向的转变，而变化则会通过变异、自然选择、传播发生。没有理由认为社会应当朝着一个总体方向发展，社会只需适应多变的环境即可。 社会演化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是目的论的；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则没有解释演化总体方向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已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本书主张探索第三条路径：既可以解释演化方向的转变，又能避免19世纪目的论的危险。可以把这种路径称作“演化论式的”，但我一般避免使用这一名称，这个说法与生物演化太过接近。虽然本书将生物演化纳入了纠缠理论之中，但我并无意于将纠缠理论还原成生物演化或这种演化的比喻。 很多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不喜欢“演化”一词被用在自己的领域中，一方面因为这个词暗示着向更高层次社会进化，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演化论的观点本质上是某种金科玉律似的还原论。我们大可使用其他词语，比如“发展”，但使用这些词也有问题。我在书中使用“演化”一词的主要原因是想强调这个词拉丁语词源中“展开”的含义。早在达尔文以前，这个词就用来表示事件的展现。我认为人类演化具有方向性，而我使用“演化”是想利用其展开的含义，也想表达逐渐变化的意思，但并不指进步或必然的发展。拉丁语词源中“展现”的意味可以用来展示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复杂情景。在本书中，我试图重新定义演化，将其描述为有方向的但同时又是复杂的、视情景而定的过程。 我试图在生物演化与社会演化之间寻得一条关注“物”的第三种路径。延承当代认知演化、物质性和考古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人之存在完全依赖人造物。自人类制造出**件工具起，我们就不断通过改造物来解决问题。这种对物的依赖塑造了我们的“人性”，但也同时让我们陷入更深的依赖中。物并不稳定，它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让人类维护它们。比如，人类驯化了小麦，并逐渐依赖小麦生存至今。但经过驯化的小麦并不能自我繁衍，因此我们对小麦的依赖使我们陷入更繁杂的劳作中：耕地、播种、除草、收获、加工。我们逐渐陷入一种双重束缚：我们依赖物，同时物又依赖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劳作，开发新的技术。 为了满足小麦的需求，人类不断发明新技术，创造出更多东西。这些东西彼此联系并产生新的需求。如今，这些彼此联系的东西造成了大范围的问题，例如全球变暖、环境恶化，而用一成不变的技术手段难于应付，于是我们艰难地寻找并实施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 纷繁复杂的物能让我探讨人与物纠缠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能关注其中的共通之处。所有这些事物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同时，它们也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纠缠之中，促使我们不断创新。虽然我用的例子涉猎颇广，但毋庸讳言，我使用了考古学方法，这意味着我将以长程眼光考量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实践。本书将首先介绍漫长历史中的长期变化，*后以对当下人类面临的问题的考古学见解作结。只有考古学能为我们提供如此广阔的视野，帮助我们理解人何以为人以及我们将去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