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

　　再比如，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等人的书信中指出，李嘉图认为土地肥力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减少，甚至认为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超过一定限度以后，增加的收益就会依次递减，并将土地肥力日益衰竭视为一条规律，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并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忽视了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状况等这些更重要的东西。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都是会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而变化的。只有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连续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才会出现收益逐渐减少的现象，但决不能据此断言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研究已经把土地肥力递减问题彻底讲清楚了。他指出，“我在《德法年鉴》上早已用科学耕种法的进步批驳过肥力递减论，——当然那是很粗浅的，缺乏系统的论述。你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①。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一方面自觉地将生态与人类实践结合起来思考，认为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生态与文明相结合所形成的生态文明是一个不断拓展其领域的过程；另一方面自觉地将生态与人类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结合起来思考，将生态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而马克思在书信中则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导致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症结，在于无法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②。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奠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自由人联合体，对生产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才能根除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重构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以及新型的人与社会和谐关系。　　其二，它生动记录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大力推进工业化以及过分地追求资本的增值而导致的多种生态问题，揭示了这种严重的生态环境状况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以及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天气状况以及天气对人的工作和生活的不利影响。1882年12月15日，恩格斯从伦敦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今天又是整天浓雾弥漫，整天都点着煤气灯。——祝你健康，希望天气很快就会好转，那样你就可以出门了”①。而第十卷没有收录的、恩格斯1893年10月11日于伦敦致维克多·阿德勒的信中，对柏林城市的外表与工人恶劣的人居环境予以这样的评论：“但城市的外表确实是美丽的，连工人住宅的门面简直也像宫殿一般。至于这些外景后面的东西，*好不谈。工人住宅里的贫困当然是个普遍现象：然而使我大为丧气的是‘柏林屋’——昏暗、污浊、闷气和在其中感觉舒适的柏林的平庸生活，这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现象。”②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危害。他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件中说，“关于这种惊人的经济变化必然带来的一些现象，你说的完全正确，不过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像为莱茵河、多瑙河、罗纳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农业旧有条件遭到破坏，向大农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过渡——这些都是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已经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进行着的过程”③。而恩格斯在另一封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件中，则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对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造成的巨大痛苦。他指出，“毫无疑问，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的变革，没有整个阶级的消失和它们的另一些阶级的转变，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在较小的规模上——看到了。但是，这距离一个伟大而天赋很高的民族的彻底灭亡还远得很。你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人口迅速增长，可能遭到遏制。滥伐森林加上对旧地主以及对农民的剥夺，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然而，一亿多人口终究会给非常可观的大工业提供一个很大的国内市场；在你们那里，也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事情*终会找到它们自己的相应的位置，——当然，如果资本主义在西欧能持续得足够长久的话”①。　　其三，它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本质区别，阐明了自然观与历史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反对把历史发展的丰富多样的内容都概括在所谓“生存斗争”这一千瘪而片面的说法中，强调了促进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比如，恩格斯在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一封书信中，针对拉甫罗夫的《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生存斗争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核心概念，认为每个生物在生活过程中都必须跟自然环境作斗争、跟同一物种的其他生物作斗争、跟不同物种的生物作斗争，其中以同一物种的生物之间的斗争*为激烈，而斗争的结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恩格斯在信中强调，自己虽然接受达尔文学说中的进化论，但认为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做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因而，他指出，“在达尔文以前，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界怎样给动物界提供氧和食物，反过来动物界怎样给植物界提供碳酸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两者也都同样是片面的和偏狭的。自然界中物体——无论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这一说法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是值得商榷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