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家庭的性别差异与相关对策研究

第1章 绪论 1.1 困难家庭研究背景和意义 “社会性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实践发展起来的，是相对于“生理性别”“生物性别”“自然性别”而言的概念，其关键意义在于社会性（夏雪，2009）。社会性别是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成分，它把两性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分析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可以从探讨两性关系入手。现今，社会性别已发展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研究视角。社会性别作为基本身份和基本社会关系，影响着人们平等获取资源的机会（蔡玉萍和杜平，2011），进而也影响着人们与贫困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僵硬的社会性别角色使女性在获得教育、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享受合理的薪资待遇及分享平等的权利与责任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有一种女性的面孔”，这其实就指出了女性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且贫困程度更深的问题。贫困女性化问题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贫困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Finnoff，2015），这既是指贫困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增加，也指贫困家庭中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所占比例增加（霍萱和林闽钢，2015）。贫困女性化不仅会给女性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会对其子女的身心健康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陈银娥等，2015），如增加青少年肥胖、心血管疾病和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和不良行为（Holtz et al.，2015），也容易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比如，日本学者的研究发现，受助成人中有25.1% 曾经在童年时生活在受助家庭中，这种情况在单亲母子家庭中尤为显著（NHK特别节目录制组，2017）。鉴于此，在反贫困和相关社会政策中，增加女性平等获取资源的机会和权利，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例如，拉美国家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救助项目中，救助金就只发放给女户主，以促进救助金的有效使用并增进性别平等和减少女性贫困。 在中国，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女性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例如，《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显示，2010年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男性人口贫困发生率为9.4%，而女性人口贫困发生率为9.8%，也就是说，贫困人口并非均质的而是存在着性别上的不平等，女性通常是贫困群体中的较贫困者，此外，由于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男女两性在既有的社会关系建构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劳动分工和对资产权力拥有的不同，男性和女性易受损害性也不同，对贫困的体验和遭遇也有所不同（赵群，2005）。由于目前我国对贫困的测量和社会救助的单位均是家庭，女性个人被包含在困难家庭之中，贫困的性别差异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相关低保和专项救助政策没有关注到社会性别结构对家庭的影响，缺乏社会性别敏感的救助政策，这会强化困难女性的边缘地位。因此，透过社会性别视角去考察我国困难家庭的性别差异，尤其是把女户主困难家庭与男户主困难家庭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弄清女性困难群体的特征，其家庭的贫困遭遇和现有社会救助等政策对其的支持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从学术价值上讲，研究困难家庭的性别差异可以从新的视角拓展对相对贫困的理解并拓展对困难家庭的研究空间，更多关注困难家庭中的女性福祉，而不仅将家庭视为一个单位或仅关注困难家庭中的儿童。西方的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理论表明了贫困现象越来越趋于女性化和女户主家庭的特殊性，且指出了女户主家庭福利依赖的倾向和脱贫的困难性。关于中国困难家庭的性别差异和受助情况的本土研究发现，可以与西方贫困女性化理论进行比较并分析异同，由此带来理论启示并为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改变现有理论研究仅关注某一特殊类型女性困难群体或将女性困难群体置于一般贫困研究领域的现状。 从应用价值上看，我国目前缺少分性别的贫困统计及专门的女性救助和反贫政策安排，在低保等相关救助政策的具体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存在忽略女性特殊需求及权益维护的问题，而单纯将其视为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或受助对象，缺少对其性别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启发。当下，离婚率攀升、独身女性增多及分居导致女户主困难家庭增多，在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背景下，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日趋突出，本书可以促进相对贫困治理和性别平等的策略融合，有利于消除性别盲视并制定出性别敏感的救助政策和帮扶政策，因为如果从统计和研究上都无法关注到困难家庭的性别差异，那就无法有针对性地制订出符合贫困女性生存和发展需求的计划。本书有助于推动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低保等常态化帮扶政策，有利于实现性别平等并促进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 1.2 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起，第二次女权运动推动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兴起，女性主义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快速传播，女性贫困问题作为女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受到关注，一些学者开始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研究女性贫困问题，探讨其成因和对策，然而，这一阶段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社会科学、社会服务和文化及种族等方面，经济学研究进程相对缓慢，相关成果有限，但也不能否认，这期间女性主义相关思想和理论为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78 年，美国社会学家皮尔斯（Pearce）*早正式提出了贫困女性化这一术语与概念，她发现美国贫困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贫困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和所有家庭中女户主家庭的比例均在增加，她重点关注了女户主家庭，认为其脱贫难度更大（霍萱和林闽钢，2015），在这之后女性贫困问题研究引起了各国普遍关注。1987年，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能力贫困”学说，这使得贫困的概念更加复杂与丰富，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视角也更加多维化，相关研究成果逐步增加。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更是明确将“女性与贫困”作为其重点关注领域之一，同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国际协会还创办了《女性主义经济学》期刊。此外，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女权解放运动发生，这一阶段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被关注和强调，相关理论主张、性别问题研究应该从多元差异视角把种族、经济、政治、文化和国家等因素纳入进来，可以说在这之后，国际理论界关于女性贫困及其减贫问题的研究开始大规模出现，研究进程迅速加快，研究范围大幅拓展（陈银娥等，2015）。总的来看，和女权运动进程密切相关的国外女性贫困问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特点。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女性贫困的研究更为关注，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为薄弱，但正在逐步受到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在女性贫困问题研究方面之所以成为主力，主要得益于人力和财力两方面的优势，即该领域有众多的研究人才和强大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对女性贫困的研究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是正日益受到关注，因为发展中国家女性贫困的发生率远高于男性，女性贫困问题较为突出且有日渐严重的趋势，尤其是那些政治、经济和社会处于转型与变革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导致女性贫困化的原因较为复杂，女性在就业、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家庭地位等多个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陈银娥等，2015）。非正规就业和长期失业是女性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受教育水平不高、健康状况较差、在家庭中居于从属地位等原因都易导致其陷入贫困。例如，女性承担大量家庭无偿劳动，导致时间被占用，受教育机会少，这都会引发女性贫困（Kher et al.，2015），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贫困会给其子女带来不利影响，影响下一代的健康和发展，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王爱君，2009）。 第二，女性贫困问题研究方面出现跨学科与综合性态势，尤其是医疗卫生保健学科对该领域的关注日益显著，女性身心健康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陈银娥等，2015）。贫困是多维和复杂的概念，不仅涉及收入和支出，还涉及健康、教育、发展等诸多方面，女性贫困也是如此，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社会科学方面，也涉及健康、卫生、医疗等自然科学方面，是交叉的、综合性的课题，尤其是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贡献逐步增加，女性身心健康问题成为研究重点。研究发现女性身心健康与收入水平呈明显正相关，收入水平低除了直接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直接不良影响外，还会通过就业、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等社会和行为因素，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危害更大的间接不良影响，其中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是造成贫困女性健康受损的重要原因之一（Fuller-Rowell et al.，2012）。尤其在“父权制”国家，女性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药品、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源被男性支配，女性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堪忧，这导致女性更易受疾病困扰，也更容易受到暴力对待（Fram et al.，2006）。 第三，女性贫困问题研究与福利政策的联系日益密切，性别敏感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渐成为女性反贫困的长效机制（陈银娥等，2015）。贫困女性化的提出，反映了与早期相比，女性的贫困问题越来越少地被掩盖在男权制家庭内部，游离在男权家庭之外的贫困女户主家庭和老年女性日益增长的贫困反映出建立在男权制家庭模式之上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不足（金斯伯格，2010）。因此，性别敏感的社会福利或针对女性需要的福利政策非常重要，女性社会福利政策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和性别研究决策的交叉研究领域，强调要在福利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等全过程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力图实现女性贫困领域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刘继同，2003）。在具体实践中，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针对女性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既包括一般性的保障措施，也包括根据女性生命周期特征制定的特殊保障措施，重点倾向于女童、孕妇和老年妇女等。应该说，关于女性社会福利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效用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相关讨论和研究，主要包括女性福利政策中具体项目的适应性、覆盖面和效果问题，对易陷入贫困的女性群体提供福利的必要性问题等，如威尔逊针对女户主贫困家庭的贫困持续期和相关福利制度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女户主家庭更易出现持续贫困现象，需长期依靠救助才能生活，常与福利依赖产生联系（威尔逊，2007）。因此，需要政府鼓励为单亲女户主家庭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其就业（Millar，2009），并向其提供住房等方面的救助服务（Evans，2009），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此外，还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中提高女性地位并鼓励男性参与家务劳动（Misra et al.，2007），通过微型金融项目和措施来帮助女户主贫困家庭等（Holvoet，2004）。 中国对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起步滞后于国外，目前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指出了我国存在贫困女性化的状况。不同研究者都发现中国女性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许艳丽和董维玲，2008）。女户主贫困家庭的份额逐年增加，尤其是农村地区（陈银娥和何雅菲，2013）。此外，农村女性、老年女性、单亲母亲、少数民族妇女都更容易陷入贫困（赵群和王云仙，2011）。当然，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大多数是从上述经济和物质角度来衡量女性贫困，还有从文化视角来界定女性贫困的，其认为女性在文化、教育、社会资本及社会网络支持等方面存在贫困，女性个体或群体在知识水平、价值观念、身心素质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均落后于男性群体，已婚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在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存在精神贫困。此外，还有从其他视角来界定女性贫困的，主要从健康、时间、婚姻等方面来定义。例如，其认为农村妇女一般存在健康状况差、疾病相对多的健康贫困（郭瑞香，2011），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既需要承担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还需要承担大量家务劳动，难以获得充足的休息和闲暇，存在“时间贫困”（畅红琴，2010），另外，在婚姻观念、生育观念及行为和家庭地位上存在婚姻生活贫困（蒋美华，2007）。 二是对我国女性贫困的原因分析。许多研究集中于探讨农村贫困女性、农村老年妇女及农村老年丧偶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困难原因，认为导致女性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既包括宏观社会结构因素，也包括微观个人行为因素，既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