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导读 非道德的专制政治能走多远？ 徐贲 本-艾米??沙尔夫斯坦（Ben-Ami Scharfstein）在本书里要做的是，“解释政治如何和为何经常是，而且如此自然地是非道德的，也解释政治领袖和普通百姓的道德与非道德的关系”。这种非道德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也被称为“非道德的政治”。沙尔夫斯坦在书的**部分首先比较了三种古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表现：中国古代的法家政治家商鞅、韩非、李斯，古印度的考底利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和他的朋友圭恰迪尼。作者得出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结论：“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每一种政治生活的构成部分”，而且“不能认真对待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或伦理理论，对于人类事务都是不适当的”。沙尔夫斯坦继而在书的第二部分从人类心理、社会生活实质、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以及其他因素等方面讨论了无所不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从而指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会轻易消失。人类的道德传统不足以遏制非道德和不道德的政治权术和诡计，然而，人类可以从过去和现今的被统治经验中总结出识别和抵御这种权术诡计的策略。 沙尔夫斯坦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即“在政治活动中摒弃道德的羁绊。换言之，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施以任何形式的骗术与手段”。这也就是人们平时从道德角度所说的不道德或不正当权术。非道德的政治把马基雅维利主义权术的道德性搁置起来，当作一个不予考量的因素，这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The Prince）的基本原则和理论。 马基雅维利主义可以说是从《君主论》抽取出来的一些非道德的政治原则和手段。如何看待这些原则和手段与马基雅维利本人的关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首先，正如沙尔夫斯坦的历史比较研究所充分显示的那样，这些原则并不是马基雅维利发明的。古人早就在运用类似的手段并总结类似的原则了。既然如此，这些原则和手段也就并不是非要冠以马基雅维利之名，即便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也不过是为了方便。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就已经有对类似原则和手段的描述，塔西佗也因此被批评者称为“隐蔽的马基雅维利”。为什么不说马基雅维利是公开的塔西佗呢？这大概是出于方便的联想。同样，把中国古代的韩非、李斯或古印度的考底利耶与马基雅维利联系起来，也是出于方便的联想。 其次，马基雅维利本人不一定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就像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基雅维利是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倡导者吗？对此，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直到今天都没能达成共识，关键当然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君主论》了。这本小册子被视为专制君主政府（又称“暴政”）的指导手册，但他的其他著作——如《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和《用兵之道》（The Art of War）——的意旨与《君主论》中对专制君主政治的建言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例如，在《论李维》里，他认为，“人民的政府优于君主的政府”，他还说，“让人民害怕的君主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他在《君主论》里则说，让人民害怕比让他们爱戴是更有效的统治方式。这两处是自相矛盾的。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罗杰??博希（Roger Boesche）在《暴政的理论》（Theories of Tyranny）一书里所说，“如果说马基雅维利也许是*伟大的暴政理论家，他也是能够打败暴政的共和政府的*伟大的理论家”。 怎么来看待这种自相矛盾呢？马基雅维利到底拥护的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呢？他在政治理念上到底有没有定见？学者们因为这样的问题而伤脑筋，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解释说，《君主论》是一种讽刺（satire），是正话反说，为的是嘲笑而不是主张君主专制，所以他的共和主义是一贯的。但也有学者，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斯??巴隆（Hans Baron）认为，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在前，后来立场一下子有了戏剧性的转变，变成了一个共和论者。这就像中国一些自由主义者一下子变成了“新儒家”。还有的学者，如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则认为，马基雅维利和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一样，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观点。这就像中国的“新左派”。 然而，还有一种颇为不同的观点认为，以上这些看法都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但忽视了作者本人以及他的写作目的和动机。英国学者斯蒂芬??密尔勒（Stephen Milner）发现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那就是1513年对马基雅维利的逮捕令。这份文件消失了500年，它的重新发现使得研究者的目光转移到了马基雅维利本人身上，他正是在逮捕令发出几个月后写作《君主论》的。密尔勒在回顾这项发现时说，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发现”，“《君主论》是一部经典，对政治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说法完全就是来自这一本书，但它的写作环境被经常性地忽视了”。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份逮捕令，马基雅维利没有理由去写《君主论》这样的作品。 1498年，年仅29岁的马基雅维利就已经身处佛罗伦萨的政治中心，在那个真正的共和政府里，他先是从事外交工作，后来又担任了政府公职，这是一种公民服务（civil servant）。1494年，统治佛罗伦萨长达六十年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接着由萨伏那洛拉成立共和国，领导长达四年，之后由索代里尼继续统领共和国，这时候的佛罗伦萨是共和主义的堡垒。马基雅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他是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雅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在1506年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队，曾亲自率领部队上前线并指挥作战，对共和国忠心耿耿。 1512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争失利，索代里尼被迫下台，美第奇家族在教皇的支持下攻陷了佛罗伦萨，共和国随之瓦解。新掌权的朱利亚诺??迪??洛伦佐??德??美第奇（Giuliano di Lorenzo de’Medici） 立即清洗政府，进行全面搜捕。1512年年末马基雅维利被解除一切公职，并在1513年被以密谋叛变罪投入监狱。他受到了吊刑（Strappado）的严酷折磨，肩膀脱节、浑身剧痛，后被释放。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写作了《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心力交瘁、贫困潦倒，希望把这部著作献给那个差点没把他整死的朱利亚诺，好换取命运的改变。朱利亚诺死后，又献给他的侄子洛伦佐。这部著作并没有获得这两位统治者的垂青。也许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一份供君主内部参考的“文件”而非供普通读者阅读的著作，马基雅维利生前从来没有将它公开发表。沙尔夫斯坦在书里也谈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建言的“文件”问题。 《君主论》不仅是对一个专制君主政府的建言，而且还在积极证明：所有那些发生在马基雅维利自己身上的统治手段，包括惩罚和酷刑，都是正当的。马基雅维利洞察人性的脆弱和阴暗，在他所鄙视的软弱而可怜的人类中，就包括他自己。 虽然我们不能断言《君主论》是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违心之作，但他的遭遇让我们怀疑，这可能不是一部他在自由状态下愿意去写的著作。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君主论》与他的其他著作如此矛盾，为什么他可能远非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君主论》所贡献于君王的不是普通的政治权术向导，而是与专制君主统治联系特别密切的专制权术指南。 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还没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专制”概念。这个概念要到17世纪方才出现，而在18世纪，由于孟德斯鸠的阐述而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负面政治概念。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把专制列为政体的一种，像其他政体一样有自身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又把专制政体与其他政体区分开来，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都是合法的政府形态，而专制政体总是坏的政体。专制政体是一种“可怖的”政府形态，它以“轻视生命来换取荣耀”。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而这个原则却有一个形似美好的目的，那就是安定（秩序和稳定）：“安定绝不是太平，而是敌人即将占领的那些城市的缄默”。专制政体“是添加在已有恐惧之上的又一种恐惧”。专制政体让臣民非政治化，把人当动物，把反复无常的陌生法律强加给他们，使他们置身于腐败和残酷的监管之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显然是在与专制的关系中谈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我们开始从马基雅维利主义中恢复过来，而且每天都有进展。在对君主进言时需要更加有节制。以前曾经被称为政治良策的，今天即使不令人恐惧，也是*大的败笔”。 今天，我们对专制及其荼毒的认识和厌恶已经远远超过了孟德斯鸠的时代，20世纪出现的极权统治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新型专制，这是一种阿伦特所说的多变而无定形（shapeless）的专制。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历史学家梅尔文??里希特（Melvin Richter）在给大型参考书《观念史词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撰写的“专制主义”文章中指出，专制有不少同义词：暴政、独裁、绝对主义、极权等。专制是这些政治术语家属中的一员，它变得特别重要乃是17、18世纪的事情。它是作为“自由”的对立概念而出现的，因此成为政治比较或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分析工具。“专制”这个概念取代以前的“暴政”说法，是因为专制特指一种与自由为敌、全面主宰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政治权力。专制“很少单独用于无倾向性的纯粹分析”，基本上都是用来否定和谴责某种“与政治自由相对立或不符合的政治制度”。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从贵族政治的自由观念出发，将专制提升为三种基本政府形式之一。今天，人们从民主自由的观念出发，把专制确定为“独裁”或“极权”。 本书的主角主要是专制统治的谋士，沙尔夫斯坦称他们为“权谋之士”（Machiavellians）。“他们虽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自身往往又不是领导者，而是从属者或者理论家，为领导者提供建议。他们甘愿长期屈居从属地位，成为领导者忠实的智囊，而非他的竞争者。”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权谋之士可以说出领导者想说但又不便直说的话，“正如技术高超的骗子会装出一副诚实的面孔，马基雅维利式的领导者更愿意戴着一副恒久不变的道德面具。或者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他会尽可能少地公开运用马基雅维利主义。” 除了讨论这种甘愿长期屈居从属地位的权谋之士，沙尔夫斯坦还讨论了20世纪*擅长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道的统治者。他的讨论是在书的第二部分，以对11个问题的随想解答方式来进行。他说：“在**部分的比较政治思考中，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涌现。它们虽然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却并不容易回答。”因此，读者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再加以联想和补充。 如果权谋之士秉承和欣赏的治国之策是《君主论》中的那些专制伎俩和手段，那么他们所献之策便很可能是在加强某种马基雅维利自己都不可能预见的专制统治，尤其是20世纪特有的极权专制。说到底，马基雅维利主义体现的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强制和欺骗是这一关系的标志性特征。在这种关系中，无处不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影响和操控着被统治者的道德判断，以至于他们明知道一些政府行为是非道德或反道德的，“但仍旧做好准备采取或宽容这些行为”。这只是11个问题中的一个。沙尔夫斯坦在讨论这11个问题时论及希特勒这个现代极权统治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部分讨论应该对我们*有启发。 人们即使在意识到非道德甚至不道德行为的时候，也依旧会采取或宽容这种行为，用沙尔夫斯坦的话来说，“这既不是一种疾病或者基因变异，也不是一种违背‘天使行为’幻想的表演。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策略，无可避免地伴随每一个真实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社会系统而产生（不管这一社会系统具有何种意识形态上的借口和托词）”。他所举的例子来自许多读者熟悉的两本名著：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所著《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和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所著《普通人：后备警察101营和在波兰的*终解决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两本书里描述和分析的普通医生，还有在纳粹警察队伍里服务的码头工人、卡车司机、仓库和建筑工人、白领，并不是全然没有良心或良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参与纳粹的邪恶行动。这种普通人的服从作恶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利用意识形态欺骗和集体内部的压力（它本身是一种隐蔽的暴力）所营造的统治效应，是一种“既可能产生恐惧，也可能激发热情”的极权操控。 希特勒这样的专制独裁者总是要求民众为他规定和指明的伟大事业献出渺小的个人自我。那么，这些独裁者自己“是否应当如民众所期待的那样，为了大众福利而牺牲个人利益？”这涉及专制独裁的权力欲与他自称代表的集体利益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们会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领导者对外宣称，或者往往认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但如果要将‘满足自我欲求’与‘为他人谋福利’两者进行区分的话，往往十分困难，以至于利己主义同利他主义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晰，甚至两者都会不复存在。这对那些以放肆妄为和狡诈伎俩为傲的领导者尤其如此。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目的一旦实现，给所有被统治者带来的福利，将会超过道德本身的影响力”。 因此，即使当专制独裁者表现出“不计后果的厚颜无耻”，只要他们牢牢地掌控暴力（军队）和欺骗（宣传）的国家机器，他们仍然可以对自己的权力安全笃定和放心。但是，他们也会因此时时惊魂不定、寝食难安。无论他们怎样不断加强暴力和欺骗，都仍然会因为没有安全感而病态般地疑神疑鬼，“马基雅维利式的领导者有一项非常关键的特质需要在此提及：怀疑。……他们在具有敌意的人际环境中生活……把自己的不可信赖感投射到了他人身上”。怀疑别人对他们会施以暴力和阴谋，这成为他们自己滥用暴力和阴谋的正当理由，“这些领导者的想象力会异常丰富，以至于他们变本加厉地运用计谋和权术”。他们“会建立一支擅长打探情报和对人们进行监视的密探部队，以抵挡敌对力量……领导者所采用的典型方法是让他们互相监视。于是整个集体内的监视程度会增加，人们相互监视”。这便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绘的那种老大哥极权统治。 在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看来，无论何种非道德或反道德的政治手段，只要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都是正当和合理的。因此他们需要制造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运动，一方面是能够有效用动员群众来显示自己的威力，一方面也是用对运动的态度来测试所有人对自己的忠诚度。 我们无从知道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专制君王对马基雅维利怀有崇敬之情并善于运用其政治策略。这似乎并不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读过马基雅维利的照样可以通过阅读别的书来熟谙甚至发扬光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权术。阅读或不阅读马基雅维利也并不能决定一个君主会成为贤君还是暴君。据说，素有“贤君”和“好王”之称的法王亨利四世于1610年在巴黎被刺身亡时，贴身带着的就是一部血染的《君主论》，而刚愎自用的绝对权力君主路易十四则每晚必温习《君主论》，否则不能高枕而眠。 18世纪“开明君主”的翘楚，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不仅熟读《君主论》，还写过一本有名的《反对马基雅维利》（Anti-Machiavelli），由他的法国启蒙哲人朋友伏尔泰修改润色。腓特烈在书中逐章驳斥了《君主论》，反对马基雅维利主张的国家扩张，也反对他所提出的那些治国之道：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把功劳据为己有、把错误责任推给下属（“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腓特烈把这一套权术视为野蛮的丛林法则，认为这样的统治权术有辱王位的尊严和君王的高贵，也配不上君王行为的高尚标准。他谴责马基雅维利和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同时代君主。这些都可谓义正词严，但是，专制权力的运行有它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并不以专制者自己标榜的高尚理论为转移。例如，腓特烈提出了四项结盟原则，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背叛同盟国（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同盟）。**，如果他们先背叛我；第二，如果他们可能背叛我；第三，如果我的实力不足以让我坚守此原则；第四，如果与之结盟者不仅帮不上我，反而成为我的累赘。这是18世纪欧洲列强争雄新形势下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新发展。 在这之后的300多年里，经过了20世纪的极权主义，随着专制独裁形式的不断变化，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在不停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威廉??J.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独裁者的学习曲线》（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一书中指出，今天的后极权政权领导者与20世纪的极权独裁者不同。新兴的极权国家不再以旧式极权的那种赤裸裸的暴力和血腥手段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并加以恐怖的残酷统治。新的极权专制给人民许多表面与程序上的“自由”，但始终渗透并控制着那些由权力赐予人民的自由。在经济上，新的独裁者更聪明，不再封闭守贫、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他们懂得从全球体系获得资源，却不会失去自己的统治权，其*重要的三个手段便是金钱收编、利益分化和虚假宪政民主。 这可以说是后极权时代的新马基雅维利主义。 这种新发展应该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今天世界上的非道德和不道德政治。马基雅维利主义可怕的创新和伪装能力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未来政治生活中暴力和欺骗会被根除的想法毫无根据”。但正如康德所预见的，人类由于害怕战争会毁灭他们自己，因此会找到尽量避免战争的方法。同样，由于我们害怕新马基雅维利主义会不断加强专制独裁，害怕更多的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奴役，正如沙尔夫斯坦所说，“这种恐惧会变得异常尖锐，以至于它会促使人们寻找有效的方式去限制马基雅维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