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去冒险 敬告读者 1．从心声到著作, 这本新书的使用说明和理由 我尝试着这样做，让我所有的书都可以彼此独立阅读。然而它们又形成一个相互交叉的系列：它们是某个工地的不同工段。我不想以专著或随笔方式进行。相反，我总是几乎瞄准同一问题，我认为这是个永远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个问题──我会不停地重新讨论，变换角度去看，并且根据各种需求和当下的紧迫性，努力去深化探讨。要做到这一点，在每次写作新书时，我都试图从我前期作品的成果出发，一边概括一边重新审视。在深化探讨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又会引出新的问题，形成一个网络。 这是个不安之事的网络，取黑格尔教诲我们的不安之意，说人们只想着走出安宁。也正是这种不安，让水手们走向大海。不妨称之为一种冒险：我是一位冒险家，我喜欢在风浪中颠簸，伯莱斯??桑德拉（Blaise Cendras）一本书的书名，曾经让我想入非非。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当我写一本新书时，总是要参照我先前写的作品，如同在地图上做总结——似乎我在续写一个早就开始的冒险的新片段。有位读者*近向我抱怨，尤其责备我在《技术与时间》系列中那些有规律的参照。另一位读者则向我指出，我的写作具有一种体系风采，效仿19世纪的风格。 然而，我所做的不是建造一个体系（或殖民更多的领地），而是首先让读者自己先去详细观察我的其他著作，如果他愿意，如果他更加苛刻，即比他正在读的书更加苛刻，如果他有时间，如果他喜欢风暴肆虐中的远海。 但是，同样也尤其是，要做的就是要擦拭武器：将问题的网络变成一个概念的武器库，以便进行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激烈的斗争，不能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否则势必会输掉这场战斗。万事之先，它必须要与仓促的思想作斗争，人们总是希望更快地找到针对各种不安的回应和应对方式。恰恰在这点上，必须(对抗如今引诱我们的东西) 花时间去思考、分析和批判——也就是说首先要对自我进行质疑，因为我们只有以此代价，方能真正地进行思考、分析、批判：即艰苦摸索，背井离乡。 我的书籍希望能服务于这些斗争——但是与什么斗争呢？这个武器库的首要目的，特别是本书的目的，相对于我正在写的形成本系列的那些书（《技术与时间》《象征的贫困》《异教与失信》）而言，是要回应一种需求，即鉴别各种力量、趋势、过程和能量，针对它们，有必要进行一场战斗，并借此对这些斗争的动机进行命名，而不仅仅是斗争的主角。 这些动机，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理由。 任何思想的目的，尤其是哲学思想的目的，我在其中思考，为之思考，用其思考的思想，就是要形成一种理由，被理解为动机的理由，也就是说被理解为一种运动：作为一种征服的运动。 我在《怀疑与失信1》中曾经支持一个观点，思想，还有更广意义上的存在，它本质上就是一场战斗——首先是与自身作斗争，因为这些思想试图逃避风险，逃避为继续生存而不断面临的风险，它不满足于续存(subsister)，于是要继续它自己的思想，它自己的动机，它自己的事业，以抵抗事业试图克服的平庸：事业本身的平庸，事业本质的平庸，还有平庸的本性。（这般的思想，如果是一种真正的思想，换言之是一种概念性的创新，其后果往往超出那位思想者的预料，于是思想者便倾向于去限制这种思想，以便能掌控这个思想，即思想之主——而从此以后，他便倾向于在自以为还在思想时去放弃思想。这正是*伟大的思想家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或海德格尔。） 我深深意识到，如今必须用于阅读一本书的时间，它所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努力，而且还是一种牺牲——况且读一本书还召唤人去读其他许多的书，这些书有时还很有苦修味，将读者带向另外一些问题，要求具备哲学的技术性和分析的细致精确：这一切会令人泄气。在时间完全被组织好去触发放弃这类勇气的时代，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呈现为一种特质，其首要美德恰恰就是勇气。 思想，或选用一个不太惊人的词叫作思考，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用心做事。我们正经历着犬儒主义和庸俗化的可怕时代——只需读读帕特里克??勒莱（Patrick Le Lay）在2004年夏天所说的话就可得知其份量——极端暴力的时代，有经济和政治的，也有生理和精神的，而且还有美学的时代：这就是那本书的主题。毫无疑问，思想从来也没有像今日这般，成了这种语境下的战斗。当代思想的战斗应该与某种趋势作斗争，即在当今语境下显示为一种自毁的趋势，一种文化和超工业资本主义的趋势，而这种资本主义对其自身界限的意识已经完全丧失。这场战斗还应该为这种趋势中必然包含的反趋势而进行（否则这将不是一种趋势，我曾在其他书中说过原因，并且说过多次）。 面对这样一个关键的事业，我指定了一个清晰的目的：发明一个新的工业模式，即我在《怀疑与失信1：工业民主的没落》中所探讨的假设，并且在《怀疑与失信2：未来的贵族》中得以明确清晰。 2.美学的战争 在当下，在本书中，即讨论《象征的贫困》的第二卷中，所要做的就是确定在何种程度上去进行斗争，以对抗资本主义中导致其自身毁灭的东西，导致我们随之毁灭的东西，这场战斗将成为一场美学的战争。 所要做的就是要与某种进程作斗争，这个进程并非他物，就是清算“精神价值”的企图，即瓦莱里所说的精神价值，而与此进程相关，迫切需要设计一门精神的工业政治经济学。这样一场斗争，它只能是一种表达，一个表达概念复杂性的剧场，但也无须害怕，因为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这场斗争的本质，它是精神与自身的斗争，因为 ……一个经精神改造的世界，它不再向精神提供与往日同样的前景和同样的方向；它会向精神强加一些全新的问题和数不清的迷团。 在精神与其自身成就的对抗中，在精神与物化和历史固化的对峙中，这些都是精神的司法和工业作品，也是科学、艺术、宗教和社会的作品，一切都不那么简单：正是这些作品和成就本身，它们在相互对抗并且相互毁灭。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给这场斗争赋予能动的前景，而为了规约那些致命的趋势，首先要与我们意识本身所寻求的简单化企图作斗争，我们的意识具有自然惰性，总是急于求成，而控制社会，在这个由社会构成的战争背景下，正好可以利用这种自然惰性。 我这里所说的精神与自身的对抗，它既是美学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司法的、行政的、科学的、技术的和工业的——更不必说构成其起源的神学资产，一个不可避免的起源。这种对抗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同时进行着，而就在此刻则在矛盾地进行着。 在本著作的场景中，还有本书所参照的文献中，所做的就是要“找到新的武器”，也就是说锻造新的武器，而这样的武器八成是很锋利的，使用起来会尤其困难和危险。在精神领域里，武器的锻造，我们称之为一个概念，这个武器的使用，它首先是个逻辑，二者不可分割。融入一个概念，就是“学习生活”，生活在这里的意思是存在，也就是说既要思想，又要劳作。 换言之，就是要自我转变，就是把自己变成斗争和锻造的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