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中华民族精神读本

以孝为本的亲亲观念 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所以古人说“孝悌为人之本”，“士有百行，孝敬为先”，“百善孝为先”。孝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根源性、综合性的核心观念，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一切人际与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精神基础，对中国之哲学、伦理、政治、法律、艺术、民俗及国民性均有重要影响，可谓中国文化逻辑之网上的纽结，以及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和出发点。因此，中国不仅有着以《孝经》为代表的深刻的孝文化与孝思想，更有着诸如“二十四孝”之类典型的孝事迹。 《孝经》说“孝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意即人们*高尚的行为就是孝，孝亲就像天上的日月星辰那样有规律地运行，像大地江河那样永不枯竭，这是人的行为规范和做人的准则。中国传统注重以“孝”为起点建构起价值体系，有其独特的思考：在儒家看来，人出生后即在父母的关爱抚养中成长，孝是人*初的道德情感，为呵护培养这*初的也是*珍贵的情感而不丧失，古人极为注重抓住这个初心进行启发教育，这成了古人道德实践的起点；另一方面，孝作为不学而知、生而有之的道德情感，并非观念空谈，并非理论预设，而是实在的、可感觉的、客观呈现的情感，*好体会，*好用力。这两点对儒家而言极为重要，由此，孔子说，“孝，德之始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认为孝是践行仁义实践道德的起始处，是伦理道德的基础。基于这个共同认识，中国文化逐渐对孝道文化进行了不断丰富、扩充、推广，孟子认为对父母的尊敬和奉养是孝的基本内容，要求用“孝悌”来教化百姓，使百姓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伦理道德。荀子强调“兴孝悌”是达到安民、安政的措施之一。从西汉初期开始，中国历代君主大多主张“以孝治天下”，因此，“孝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方方面面。那么，“孝”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与精神呢？ 《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然后又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孝道的基本内涵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殷勤侍奉，而在他们去世之后按照礼俗规定埋葬、祭祀。古人讲求事死如事生，因此“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乃是“生，事之以礼”的继续，古人称前者为“孝养”，称后者为“追孝”，正说明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可以说，孝实际上是一个终生的志业，必须念念在心而不可须臾离，因为这代表着人对其父母赋予自己生命的终极尊重。“孝”*基本、*直接的内涵就是父母健在时很好地奉养父母，包括物质生活上的“养体”与精神生活上的“养志”两个层面。 “养体”就是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照顾好父母日常的生活起居，让父母过上健康、舒适的生活。《论语》里面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即一方面尽可能地给父母提供好的生活物资，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代替父母辛苦的日常劳动。由于每个人的性情与喜好都有所不同，有时候自己认为好的，并不是父母*喜欢的，自己主观上想要尽孝，但客观上却招致父母的不满。《弟子规》里面说：“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就父母的性情而言，其所好、所恶的都有哪些？在一些具体的、特殊的场合中，父母的所好、所恶又有哪些？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必须非常细致地观察父母的言行举止，必须要非常体贴地了解父母的内心需求，才能真正做好一个孝子。《礼记·曲礼上》说：“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礼记·内则》云：“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潄，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韠、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逼，屦着綦。”这是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从早到晚随时做好准备，以便照料父母，这是作为子女对父母无可逃避的义务。 除了赡养和照料之外，孝道也要求子女在对待父母的态度方面下气怡色、恭敬有加。《论语·为政》篇载子游问孝，孔子的回答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一个人仅仅是给父母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起码的尊敬和敬重的话，那养父母就与养狗马没有什么区别了。可见，侍奉父母不仅需要一系列的物质条件，更要从内心生发出“敬”的根本性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礼记·祭义》所说的“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之”。可以说，“养志”就是奉养父母时要了解并顺从父母的意志，尽可能让父母保持精神愉悦、身心舒畅的状态。孔子的学生曾子是中国*著名的孝子之一，根据《孟子》记载：“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也就是说，曾子“孝敬”自己的父亲，不仅能够让父亲吃得很好，而且还能点点滴滴地考虑到父亲的意愿，满怀诚心、满怀敬意地去实现。在这种生活中，曾子与父亲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他的父亲曾晳非常喜欢吃羊枣，去世以后，曾子终生都不忍吃羊枣，因为一吃就想起父亲来而情难自禁。 这些今天看来很难做到的事情，对于中国古代的圣贤来说，却都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孝》里说：老莱子孝顺父母就非常体贴入微，不仅在饮食上每天都挑选父母嗜好的美味来奉养父母，而且到了70岁，还经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或假装摔倒，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等天真无邪的方法，来使父母开怀大笑。另外，《孟子》也记载：大舜也生性至孝，他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瞽叟续娶的继母生了个弟弟叫象。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骜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常常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舜依靠自己的智慧每次都能死里逃生，但对父亲、继母和弟弟都没有丝毫怨恨，对于他们对自己的种种恶行从来没有放在心上，除了更加小心谨慎外，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友于兄弟。正所谓“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然而，如果舜的父亲、继母和弟弟想要谋害的是他人，那舜该怎么办呢？因此，要做好一个真正的孝子，不仅仅只需要“养色”就可以了，如果父母有过错，还要想办法对父母进行劝谏，助其改正，避免酿成大错，使父母陷于大不义的境地，否则即便自己想要尽孝，也没有机会了。 孔子认为，除了仁孝之外，也应该按照礼法来奉养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说“孝”要合乎“礼”才行，如果父母健在时提出“食人肉”或“弱肉强食”等要求，也盲目地去顺从，显然不合“礼”，乃是陷父母于不义、成人之恶的“大不孝”之举，当然不是“孝”；当父母去世了，子女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结合《中庸》的说法，应该是“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如果“父为大夫，子为士”却“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为士，子为大夫”也“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看似对父亲尊荣与孝顺，实则并非都是“以礼”，也是陷父母于不义、成己之恶的“大不孝”之举。面对父母不合理的性情与行为，作为孝子，孔子认为应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就是说要在敬爱父母的基础之上抓住或者创造一切好的机会、好的条件对父母和颜悦色地进行劝谏与规约，如果父母不同意、不改变，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心存敬意、毫无怨恨地奉养好父母，等条件成熟再次进行劝谏。如《弟子规》中所言：“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子女对父母的孝还体现为“承志”，也就是要尊重、继承并设法完成父母合理的志愿。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健在时，应该努力帮助父母实现他们的志愿，古代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出仕为官，即便官职卑微，或者是为了让父母在物质生活上能够有所改善，或者是为了满足父母望子成龙之心，即便屈尊就驾，也毫不嫌弃。即便父母去世了好多年，都还不忍心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父母遗志，比如，中国强调“传宗接代”、“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等观念，作为“孝子”，不管父母健在还是已经去世，都要想方设法在不违背礼法的前提下，去实现父母这些愿望，终生为之不懈努力。当然，绝大多数父母，还是*希望子女能够有健康的身体与良好的品行，这样他们就能够欣慰了。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既然父母*担心的是孩子的身体与品行上是否有疾病，那么，作为孝子，首先就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生病而使父母忧虑，也不要结交品行不好的朋友、做有违礼法的事情，从而使自己甚至整个家庭都陷入艰难、危险的境地，让自己的父母乃至宗族、祖宗蒙羞。如《弟子规》所言：“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因此，《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强调孝子应该守好自己的身体、守好自己的操守，日常行为上都不要失身、失足，而陷入不义的境地。可以说，“守身”乃是一个普通的人孝敬父母*简捷*中正的方式，后来“孝文化”中就逐渐形成了“守身即孝亲”的基本精神。 由于中国的农耕文明一开始就崇尚天人合一，因此，随着孝文化的内涵逐渐丰富、义理逐渐成熟，因为中国文化对孝道的极为重视，“孝”的精神也慢慢提升到了天人合一的高度。家庭、家族内部对长辈的孝逐渐扩充为一个父天母地的宇宙大家庭中对天地的孝，而要系统深刻地理解这个天人合一的宇宙大家庭，又需要对历代圣贤“本天道以立人道、尽人事以听天命”等天人合一的观念有比较亲切的体认才行。因此，“孝父母”的内涵逐渐扩充到“孝祖先”、“孝圣贤”、“孝天地”的高度与广度。从纵向的时间观念上来说，“孝历代祖先与圣贤”，就要求我们很好地继承祖先、圣贤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努力实现祖先、圣贤对我们的殷切期盼。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要以“为往圣继绝学”的方式去谋求“为万世开太平”。从横向的空间观念来说，“孝天地”，就要求我们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乃至身体发肤，一起荣辱与共。在自己完成天地所赋予的独特人生价值的同时，也帮助他人按照其本性实现人生的幸福与美满。做到极致，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要以“为天地立心”的方式去实现“为生民立命”，让每个人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不辜负天地生养的一番厚望与美意。当然，在这个宇宙大家庭中，真正要实现万民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必须借助政治权力与制度才行。汉初以来，历代帝王中很多都崇尚“以孝治天下”，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观念，一个是有子“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的观念。前者是一种“以德治国”以至于“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后者则是出于一种稳定社会秩序、尽可能减少以下犯上政治叛乱的功利需求，两者可操作性都很强，效果也非常好。这种“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也同样扩充了孝文化的内涵。 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坚持“孝”的恒常价值的同时，我们的“孝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切合当今的实际而发展出新的意味与形式。我们看到，古代的“二十四孝”虽然能够感天动地，让人无不为之动容，然而却客观存在着一些腐朽、封建的内容在其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里面的有些故事可以勉强效仿，有些照着做则会有丢掉性命的危险，还有的会让人非常反感。对待这样的故事和文化，*合理的做法无疑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孝”之精神的发扬光大对维系社会秩序的良好和人们内心的安定而言，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今天，社会倡导“新二十四孝”之说，就是将这种发自本心、出于自然的“孝”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其义无非就是在呼吁人们常回家看看父母、常与父母交流、常为父母的身心健康着想等等。这些倡导对于作为子女的中国人来说，虽然不宜宣传为教条，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必要的提醒，对于孝文化的重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可喜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