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 剑桥儿童文学对话

“不同寻常”的意义——关于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新趋向的对话 2020年4月17日上午，赵霞与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凯伦?科茨就儿童文学的相关话题展开了一场对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本约定的面谈改为线上视频进行。预定一个小时的对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这里发表的是关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中新的审美趋向及其批评意义的部分。 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新趋向 赵霞：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面对不同寻常的病毒，就让我们从一组“不同寻常”的作品开始对谈吧。在我看来，《丑鱼》（Ugly Fish）、《蝌蚪的诺言》（Tadpole's Promise）、《这不是我的帽子》（This is Not My Hat）、《大丑怪和小石兔》（The Big Ugly Monster and the Little Stone Rabbit）这些作品代表了当代儿童文学美学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 这种“不同寻常”使它们越出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的一般理解。《丑鱼》中的霸凌者丑鱼，它的结局是被另一条更大的鱼吃掉。《蝌蚪的诺言》，原是蝌蚪与毛毛虫之间爱的承诺，看看它是怎么结束的：蝌蚪变的青蛙吃掉了毛毛虫变的蝴蝶！ 《这不是我的帽子》，大鱼可能欺凌或吃掉了小鱼，里面似乎隐含着某种丛林法则—当然，那只是表象，我不认为真是这样。还有《大丑怪和小石兔》，这是一个孤独的故事，它始于寂寞，终于永恒的孤独。我还清楚地记得你在课堂上朗读这个作品的场景。它是如此感人。 所以，让我们先来谈谈儿童文学中的这种“不同寻常”。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审美发展的趋势及其意义的？ 凯伦?科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显然，为了辨识“不同寻常”之物，首先肯定得有一个模式，它打破了这个模式。我认为，所有儿童文学，甚至所有文学的模式，都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愿望之间的一场商榷。也许可以说，儿童文学的模式更强调我们的愿望，它通常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开始，*后以我们对世界的愿望结束。就拿《丑鱼》来说，我们认识到的真相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霸凌者，他们卑鄙而且令人恐惧。孩子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非常了解这一点。但我们的愿望是，一个英雄出现并击败恶霸。或者，我们*希望孩子看到的是，霸凌者认错，转变，洗心革面。但是《丑鱼》这样的作品，把我们带到了我们通常对孩子隐瞒的关于世界的另一个真相：为了击败一个霸者，有时候需要另一个更强大的霸者。这是一个更大的真相。我们*初期待一个英雄，但这里是另外一种事实。而《蝌蚪的诺言》，它触及的真相也许乍听之下令人不大舒服。人们期待的肯定是蝌蚪与毛毛虫之间的爱是永恒的……? 赵霞：一种罗曼蒂克的想象。 凯伦?科茨：是，不论大写还是小写的罗曼蒂克。但更大的真相是，天真的爱情不能持久，它也许会毁掉你。那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教训，不是吗？《大丑怪和小石兔》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故事，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这个世界不喜欢怪物，怪物太恐怖、太丑陋了，是不被容忍的。我们通常想要的是一个丑小鸭式的故事，丑小鸭克服了它的“丑”，长成了美丽的天鹅。或许，我们对故事里这个丑陋的大怪物的愿望也是如此。然而，更大的真相是：人们认为，没有怪物，世界会变得更好。就像故事的*后，没有了巨怪之后，一切都回归正常。 赵霞：我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跟你刚才的解释有些不同。我以为这个作品讲的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某种孤独感。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大怪物。当你感到孤独，你可以跟你心中的石兔说话，哪怕它是沉默的。这会暂时排解你的孤独。但人生而孤独，死时一样寂寞，这是宿命。这大概也是一个好作品的象征——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它。 你提到，这些作品与寻常的儿童文学故事美学相距甚远。我在想，大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西方儿童文学界也出现过一股新现实主义的写作潮流。作家们呼吁，让我们接受儿童的生活中也有悲剧，让我们告诉孩子生活中的一些冷酷的真相——那也是所有人生活的真相。但是，跟这个趋势相比，眼下的这一波变化又有所不同。这些作品带着一种非常奇特的趣味。一方面，我们知道，它们正在谈论的是我们生活中某些冷峻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它又带着某种令人愉悦的幽默。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这不是我的帽子》，读到*后，大鱼戴着帽子从水草丛里游出来，我想许多读者会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感觉。想到在我们看不见的其间，小鱼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命运，这无疑是有些残忍的。但与此同时，你也会想笑—大鱼可能欺凌了小鱼，甚至可能吃掉了它，但小鱼确实偷走了它的帽子。那么何者是错，何者是对？就像现实生活一样，似乎很难判定孰是孰非。我在想，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这种面向孩子的生活表现，是不是在把我们带向儿童文学美学思考的更深层次？ 凯伦?科茨：确实如此。我想这里存在着一种反讽的哲学。其反讽的意味在于，尽管我们并不愿意这一切是真的，但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这也许令人悲观，但作为人类，我们生性不能接受彻底的悲观。所以，我想说，这是一种幽默理论。一方面，如果想要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可惧之物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我们不沉迷于这种恐惧，而是用一些幽默的陈述来翻转它，并获得控制权。你刚才说到的幽默，比如作品采用的漫画式插图，就使故事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幽默是一种应对机制。我一直在想它是怎么运作的。它可以通过提供某种语言或态度上的掌控感，来帮助我们应对问题。 赵霞：实际上，透过这种“不同寻常”的趋势，我们可能会发现：只有当孩子了解了生活和现实的所有面孔，他才能真正理解生活的幸福。如果只是盯着浪的一面，你从故事中获得的幸福感实际上是虚假的。 思考儿童文学的意义 赵霞：是不是可以说，这种“不同寻常”的发现和表现，对它的认识和认可，是贯穿儿童文学发展史的线索之一？ 凯伦?科茨：我想是的。同时，在谈论发展时，我们必须谨慎。它不一定是进步的。仅仅发生了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旧的已经成为过去。更准确地说，是出现了一种创新，一个变化。所以，我们仍然会有许多故事表现对世界的乐观看法，有些孩子也许更喜欢那类故事。同时，也有人更喜欢反讽和对黑暗面的表现。这跟儿童的气质和经验有关。 赵霞：如果说儿童文学的一部分历史即是不断发现、认 识、书写那些过去传统中认为的“不同寻常”之物，能否谈谈你对儿童文学价值的理解？我知道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在你的《布鲁姆斯伯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导论》里，你关心的正是：为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儿童文学对个体和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发展来说显得如此重要？ 凯伦?科茨：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些核心因素。我们是人，人的大脑需要故事，我们通过故事思考。而我们在 孩提时代阅读的故事，许多情节结构是跨文化的，它们是关于存在于世界和交往中的“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故事。所以有人在几个核心故事的基础上建立起故事的分类法，这些核心故事在不同的文化里被一再重述。它们讲述的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如何建构的故事，在我看来，不仅是关于人类，而且包括那些超越人类（比如超自然）的领域。随着儿童故事变得日益复杂，它越来越关注内在性，包括心理、思维的发展。那些我们不会大声讲出来的事情，我们都会在故事里读到。所有这些将建构起我们对世界的期望和希望。再说一次，这就是我们的认识和愿望之间的商榷。 赵霞：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不同寻常”之物的书写， 实际上也是一种填补我们的认识与愿望之间差距的方式。我 们都知道，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类，始于人们开始认识到它 与成人文学的不同，也始于人们认识到儿童与成人的不同。而在书写、表现那些“不同寻常”之物时，我们试图将这些原来在儿童生活中被认为“不同寻常”的内容，纳入他们“寻常”的现实当中来。就此而言，我们似乎既认为儿童有别于成人，又不断强调着儿童跟成人是一样的。 凯伦?科茨：就像玛拉?古巴尔（Marah Gubar）说的“亲缘关系模式”（Kinship-Model）那样，我们不认为孩子与我们完全不同，以至于成人无法理解他们，但我们也不认为他们是成年人。如果我们诚实地反观自己童年时代的某些瞬间，就会发现，成年的“我”与小时候的“我”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这里既有可以追溯的线索，但也存在一些根本差异。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这些差异。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我认为关于认知的发展及其变化的发生是儿童文学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之一。随着大脑的成长，人的某些气质类型也会发生改变。但如果你是个慢热型的人，它可能会是你一生的模式，除非发生了某些抑制这一模式的事件。 赵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儿童文学的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借此提供给孩子尽可能多的认识生活的模板，让他们知道有很多种理解世界、自我和周围事物的方式，进而做出选择。事实上，只有了解了一切，才谈得上做出*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