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罪恶

秩父酒吧老板娘谋杀案 我骑上自行车，以*快的速度来到了新闻组。山本已经等在车上了，我跳进驾驶座，开着车朝秩父飞驰而去。 山本在路上给我介绍了情况。受害人在秩父开了一家小酒吧（snack bar）。那天她没有到酒吧去，晚上7点45分，一个员工便去了她在一栋县营住宅楼里的公寓，结果发现她死在卧室里，身上穿着睡衣；那个员工立刻拨打了119（日本版的911）。初步报告好像是说她被一个钝器击中了头部的右侧。 山本让我在犯罪现场下车，指示我去找一张老板娘的照片，调查一下有没有人说她的坏话。他自己直接开车去秩父派出所参加简报会。我通常都是担任现场记者，因为报社不放心让我负责警方的简报会。他们担心我会错过重要的东西。后来有迹象表明，这种顾虑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受害人住在一片灰蒙蒙的公寓群里。这是一排排清一色的米色公寓（日本典型的公营住宅），每套公寓前面都有一个带金属栏杆的阳台，阳台上牵着晾衣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上面都挂着洗好的衣服。那儿的光线很差，让人觉得有人生活在里面的唯一动静，就是透过公寓薄薄的外墙传出来的含糊嘈杂的电视声音。 警方已经把那个老板娘住的公寓楼整栋都封锁了。我拿出老外装傻的招数，弯腰钻过了“禁止入内”黄胶带。还没等跟两个人说上话，一个官员就走近我，用英语严肃地说：“走开，谁都不准待在这儿。” 有几个人一边在警方的封锁线边上逛来逛去，一边朝公寓楼上面瞅。我试着跟他们聊了几句，但没有什么收获。我走进与之毗邻的那栋米色公寓楼，挨家挨户按门铃打听那个老板娘的情况，*后我找到了一家水泥厂的工头，他是那家小酒吧的常客。 他手头上竟然还有一张她的相片——小酒吧老板娘丰满得令人吃惊——而且愿意借给我用。 “你知不知道有谁会想杀她？”我摆出一副记者的架势问道。 “嗯，这我可不太清楚。也许是某个债台高筑而又想赖账的客户吧。如果你没有按时付账的话，她可真不是个好惹的。我认识的那些放高利贷的比她随和多了。” 这对死者来说未必是一句合适的评价。“她的丈夫怎么样？”我问。 “他们不在一起生活，她和女儿一起住。听说她们相处得并不好，好像是因为她女儿的男朋友。” “他是个压酷砸，或者就是个讨厌的家伙？” “不，更糟。是个外国人。” “什么样的外国人？” “不太清楚。我分不清，”他不好意思地说，“看上去就像你这样的。” 不错！我心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我打电话给山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称赞了我的调查手腕，然后把他在简报会上了解到的消息跟我说了一下。秩父警方已经宣布这是一起谋杀案，并成立了特别调查总部，名称还是非正式的，叫“秩父酒吧老板娘谋杀案”。 老板娘开这家小酒吧快15年了。她通常是下午5点上班，但那天她没有来，一个女招待就到她的公寓去了。那个女招待敲了敲门，没人答应。门是锁着的，那个女招待有点担心，就让那栋楼的管理人拿来钥匙，把门打开了。 公寓里很整洁，没有打斗或入户行窃的迹象，但老板娘死了，躺在她的被子上，脸朝下，血已经渗到床垫里去了。除此以外，整个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好像什么也没有丢失。 初步尸检表明，她是在那天的午夜至清晨的某个时刻被杀害的。伤口表明她受到了一个棒状的物体（有可能是棒球棍）的重创，打击的力量足以让她当场死亡。对准颅骨的那一击导致她流血过多身亡。 她生前*后有人看到她的时间是凌晨1点，当时有个员工下班后开车顺路把她送回了家。一个高中的朋友上午10点曾给她打过电话，但没有人接，这佐证了估计的死亡时间。有人看到她28岁的女儿和一个男的在凌晨两点半左右离开了那间公寓。 山本接着问我：“附近有法医组的人吗？” “我怎么会知道？” “他们穿着蓝色制服，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法医部’的。他们正在寻找凶器。如果你能搞到他们拿着凶器的照片，我们就可以用上它。我正在派‘法国佬’去协助你。‘花花公子’会去那里拍几张周边地区的照片。” “花花公子”到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给我带来了几个“暖手宝”——捏碎后跟空气接触就会给你带来温暖的错觉的瞬间发热垫。我在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装上这玩意儿，一边等着，一边四下张望，希望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公寓楼仍然被封锁着，但我看到了那些法医在犯罪现场另一头搜索着灌木丛，灌木丛的外边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来到现场的其他记者正在住宅区的停车场里逛来逛去，看来是想跟准备去上班的人谈上几句。 我正琢磨着另辟蹊径，突然发现草丛中好像有一条臭水沟连着公寓楼边路基下的排水渠。我猜想那条排水渠是通向那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的，而且正好在那道黄胶带的下方。我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去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我爬进排水渠，满身沾着污泥从路基的正下方钻了出来。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调查员搜索灌木丛林的景象了。我掏出带长焦镜头的大块头相机拍了起来。突然，我隐隐约约觉得有样东西朝我这边靠了过来。 “你一定是阿德尔斯坦先生吧。”一个声音说道。 我紧张地抬起头来一看，是法医部的主管横泽宽司，一位经验丰富、众人信服的凶杀组警探。他戴着一顶改过的棒球帽和一副方形无框眼镜，身着法医组的深蓝色磨砂服，白乳胶手套卷到手腕边上。 在凶杀组，警探大多是急性子，而且不喜欢记者，但横泽是个例外。所以，我决定试试他的肚量。“只要您还在这儿，我就在这儿等着，”我开始了，“我问你几个问题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你可以问啊。我也许不能回答你的所有问题，但我会回答我可以回答的问题。” “谢谢您，横泽先生，”我说，“**个问题： 验尸官说酒吧老板娘头部只中了一击就死了。是碰巧的吗？” “问得好。我的猜测是，凶手对自己的作案手段很精通。大多数罪犯都会紧张得一直打下去，不管头骨是不是**次就被击碎了。因为紧张，他们有时还会猛击肩膀，甚至还会打断受害者的脊梁，但这起案件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一点来看，他很专业。” “是职业杀手干的？” “不，应该不是。杀她的人懂得怎样迅速有效地杀死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个男凶手或者女凶手懂得杀人的手法。” “那你是在怀疑她女儿的男朋友了？”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也希望你去思考一下，她女儿的男朋友是个伊朗人。许多在日本的伊朗人都是退役军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参加过两伊战争。他们懂得杀人的手法——用刀、枪、双手和钝器都可以。事实上——虽然你可能不会引用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压酷砸相比，很多警察更害怕伊朗人。” “你认为是谁锁的门呢？” “嗯，一定是个有钥匙的人吧。有一种可能是，有人进了公寓，杀了老板娘，偷了她的钥匙，然后把门锁上，以便拖延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但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老板娘不太可能不锁房门或穿着睡衣给人开门。因此，杀了她之后把门锁上的人很可能手头已经有了钥匙。” 说到这，横泽点了一下头，转身回公寓楼去了。他边走边随口提了一下，他认为这个案子不会拖得太久。 我在那儿又逗留了一个小时。我拍到了一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在停车场里的散焦照片，他提着一只塑料袋，袋里装着似乎带有血迹的运动衫。其他就没有发现什么能引起我注意的东西了。 回到新闻组，我们对比了记录。据山本说，警方相当肯定是老板娘女儿的男友杀害了老板娘。他们还不清楚是不是老板娘女儿唆使她男友干的。她还无法平静下来，讯问进展不顺利，那个伊朗男友也还没有找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正处于巅峰状态，建筑施工比比皆是；日本和伊朗两国间签订了一项协议，让伊朗人有了免签证在日本工作的机会。从本质上讲，这是日本政府的非官方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向全国提供急需的廉价劳动力，许多伊朗人便来到这儿逗留了下来（逗留的时间也太长了）。 当时，日本的年轻人对所谓的3K（肮脏、吃力、危险）活儿是不屑一顾的。1993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这项协议被取消了，但秩父仍有足够的重工业和工厂给伊朗人提供工作岗位。 现在，由于发生了这起谋杀案，埼玉县警方做出了反应——把所有可以找到的在秩父工作的伊朗人集中起来。这可是一件很费时的事情。 我在秩父待了三天，按所指派的任务跟踪线索，和伊朗人及工厂里的工人交谈，用读卖新闻社的交际费和“花花公子”一起到寒酸的陪酒屋去喝酒，去参加消息越来越少的新闻发布会。而且，我还被留下来采访葬礼。 葬礼的报道基本上千篇一律，没有什么变化： 葬礼在“肃穆而阴郁的气氛中”进行，人群中传出“低低的抽泣声”……即使死者的亲属在前一天晚上守夜时过得挺不错——他们笑着回忆起跟死者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而且喝得醉醺醺的，闹得天翻地覆，这些场景也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 我真的很怕出席这样的场合，而且，我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到目前为止，镇上的人都知道主要嫌疑犯是她女儿的伊朗男友。而我是犹太裔的，带有典型的犹太人特征——黑头发，橄榄色皮肤，大鼻子，很有可能被别人看成是伊朗人。我都能想象到这样的情景： 自己被误认为是嫌疑犯，在火葬场被蹂躏致死…… 我跟山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 我真想在葬礼之后便回到家里倒头睡上一大觉。可是，耽搁了三天的体育赛事、活动宣传和出生公告还在等着我呢。结果，我在新闻组待到了凌晨1点，一直忙到我们把所有的记事准确无误地录入完毕。我瞪着那些寄小崽子的照片来登报的母亲那字迹潦草的日文读了两个小时，结果得了偏头痛。 山本决定，我得开始到横泽家做夜访了。横泽似乎挺喜欢我的，上次告诉过我一些消息；山本希望他能再告诉我一些消息——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们在这个报道的竞争中领先就成。 我敲了敲横泽的公寓门，来开门的是他的妻子。当时是傍晚时分，但他已经回来了，穿着浴衣懒洋洋地倚靠在沙发上。他告诉我，大多数记者只有在晚上10点以后才会敲他的门，他让我别告诉其他人他其实早就回家了。我笑着答应了。 我们聊了天气和我在日本的生活，*终聊到了秩父的案子。他暗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件凶器，但他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我用脑袋瓜做着笔记；记者夜访警察时*忌讳的是边聊边做笔记，否则就没了“只是两个专业人士的闲聊，并非真的想得到什么消息”的错觉。这个规则并非一成不变，但一般来说，你从一起喝酒的警察口中得到的消息是绝不能用名字把责任加在那个人身上的。如果有了足够写篇报道的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来自“与调查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或“埼玉县警方”的。 喝酒对警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煞有介事地推诿说自己毫不知情：“没有啊，我从来没跟记者说什么啊。哦，或许是喝醉说漏了嘴。我不记得了。” 横泽和我针对这起案件的细节讨论了半小时左右，我随后就跑到*近的电话亭去打电话给山本，尽我所能一字不漏地把交谈的内容复述了一遍。他夸我干得很棒，并说他会把消息送到上面去。我不知道我复述的内容里是否有重要的消息，但我想山本一定读懂了那里面的潜台词，掌握了更全面的情况。我想开口问他到底什么内容是有用的，却难以启齿（没错，是挺难为情的）。 第二天早上，山本和小野很早就来到了记者俱乐部，手忙脚乱地开始写一篇准备在晚刊上发的文章。我们搞到了独家新闻，头版头条的标题是：“酒吧老板娘谋杀案： 埼玉县警方准备逮捕受害人长女的伊朗籍男友”。 文章指出，警方准备逮捕一个被控违反移民法的伊朗人。法医已经确定了罪犯的身份，证据是一件染满血迹的汗衫、一条口袋里装着该公寓钥匙的裤子和一把在犯罪现场的公共区域里找到的血迹斑斑的金属工具。警方已经申请了逮捕令，预期会在当天实施逮捕。 这是一篇大获全胜的独家新闻。它不属于调查性新闻报道那样的，但属于备受尊敬的“我们是在警方公布之前写的”那个级别的独家新闻。当天，警方果真逮捕了那个男友，而我们的报界天敌《朝日新闻》不得不当了回跟屁虫。 那天晚上，我找横泽谈了一下，他祝贺我取得了独家新闻。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事实上，我还是不清楚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据法医长称，因为酒吧老板娘不想把女儿嫁给那个男友，那个男友就把酒吧老板娘杀了。然而，那个男友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并声称：“这是警方设的陷阱——我是被诬陷的。” 不过，我当时认为这起案件已经结案了。过了将近一年，我才又想到了这起案件。我正在大宫车站吃着日本炒面的时候，新人高桥打电话给我。电话里充斥着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就像过去那个还是新人的我在遇到突发新闻而不胜欢喜的时候常干的那样。有三个人在同时喊着不同的命令，我好不容易才让高桥冷静下来读新闻稿给我听。 **次公告的要点是这样的： 上尾市的丸山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年轻日本女性的尸体。她是被人用一条女式围巾勒死的。围巾的颜色呢，还没有公布。 我能听到山本在后面嚷着让我到犯罪现场去。于是，我迅速赶到了丸山公园。 东京和埼玉县市区里的公园通常都是庞大的停车场，有几架秋千、跷跷板什么的，还有些稀稀拉拉的植被在那里半死不活地挣扎着。不过，丸山公园是个名副其实的公园，有着广阔的草地和树林。受害人是在公园中央凉亭后面的草丛里被发现的。 警方曾想把整个园区都封锁起来，但遭到了母亲们的阻挠——她们找不到别的地方可以带她们的孩子去玩耍，觉得很气愤。结果，隔离区缩小到了犯罪现场周围的那片区域。我赶到那儿时，黄胶带外侧已经围了一大群人，有好奇心十足的家庭主妇、园区工人，还有忙里偷闲的上班族、无所事事的大学生和出门散步的退休老人。当然，记者们也已经在公园附近晃悠，寻找着能够让报道显得更加条理清晰的东西。 想接近犯罪现场是不可能的了，我决定加入同行的行列，找公园的常客打听情况：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当地的黑帮有没有在公园里闲逛？这个公园是不是孩子们外出活动时常来的地方？这个公园治安好吗？ 一个穿着高尔夫球衫、牛仔裤和凉鞋的牙齿掉光了的老人说，*近有许多伊朗人在公园里闲逛。他估计这些人是失业了，所以跑到这里来消磨时间，或者互相交换在哪里可以找到工作的信息。当天下午**辆警车出现的时候，他看着他们一哄而散。这是我找了一小时以后得到的信息量*大的一条消息。 我打电话给中岛，把我刚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见鬼！尽量去找到目击者吧。山本正赶往新闻发布会现场。有消息会随时通知你。” 我在公园里转来转去跟人交谈，但没有更多的收获。我看到警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平常都会到场的蓝制服法医队没有出现。警方看来非常肯定围巾就是凶器，不准备开始对公园展开地毯式的搜索了。 我再次跟新闻组取得联络的时候，山本要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派出所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工作就是做好记录，然后传回去给把它们整理得像报道的人。（他们开始信任我理解日语的能力了——或许是因为人手不够了吧，我的日语能力也就是初中的水平。） 埼玉凶杀科的头儿佐伯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的皮肤很糟，眼镜很厚，他至少超重了20斤，还净爱找松松垮垮的西服穿。他的脑袋正在秃顶，于是，他把两侧的长头发梳上去盖住已经秃了的地方，形成了一种在日本称作“条形码”的发型。佐伯也是一个以性情古怪著称的警察。我烦死他了，但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烦他，还好山本是管提问的。 发布会上，佐伯首先介绍了23岁的受害人的个人情况，然后记者们便七嘴八舌地提出一连串极其刻板却不一定重要的问题（都是些例行公事式的问题）： 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脚朝什么方向？尸体是脸朝上的吗？她的头朝什么方向？（*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关系重大。日本人通常是头朝北放置尸体的，因此，如果尸体是那样放置的，有可能表明凶手是个感到良心不安的日本人。） 佐伯开口让大家别说话，注意听。 尸体是在凉亭北侧的草丛里被发现的。她的头朝着亭子，身体摆得和灌木丛平行。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脸是朝上的，双手是伸展开的。她身穿深蓝色工作服和一件条纹衬衫，鞋袜穿戴齐整。（另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迹象： 如果她的脚上没有鞋袜，犯罪现场也没有鞋袜，那很可能是两个人想一起自杀，而她的伙伴临阵脱逃了。理由是： 日本人通常在自杀前会脱掉自己的鞋袜，就如同穿着鞋子走进日本人家里是件非常失礼的事情一样，日本人下意识地认为，不端庄稳重地进入来世是很鲁莽的事情。） 她的衬衫被拉了一点起来，露出了内衣。她穿的还是前一天的那身衣服。 而她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围巾勒死的。 她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串车钥匙和一条手帕。车子停在附近；驾驶座下有一个束带钱包，里面有6000日元（约合60美元）的现金（因此有可能排除抢劫的动机）和受害人的身份证。她姓中川。 就是这些。 山本让我回到公园去，跟警方一起寻找目击者。其他记者都被派到受害人的家里去了。 （书摘有删节，完整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