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自 序 本书原是我上课前的一份讲稿，在课前发给学生阅读，上课时，再根据学生的提问作讨论，之后整理成册。由于是做讲稿用，随手信笔而来，口语化的地方甚多，故文章结构不很严密。为了引导学生阅读《三国志》及《后汉书》的原文，讲稿中引文较多，有时在不同的问题上，引文亦难免有重复之处。读史还是原汁原味的好，反复地咀嚼原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自有不同的滋味。
曹操是东汉末的乱世英雄，理学家的正统观念兴起后，曹操的历史地位被贬低了，包括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在内的戏说及戏剧舞台上的曹操都被脸谱化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要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接着郭沫若、翦伯赞都写了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为历史人物翻案一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可以冷静地讨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了。或许他一生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为人、行事，今天仍会对我们有所启迪。
记得1962年陈守实师在《文汇报》上发表《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曾经讲到年谱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好的长编，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通过年谱比单独把历史人物的某些历史事件抽出来作翻案文章要好。这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末关于为曹操翻案讨论的某些文章而言的，故这次我讲曹操便采取年谱式的办法，逐年讲与曹操相关的事件。陈先生还讲道:“年谱又是属于个人的历史辑录，很容易犯从整个历史割裂出来的偏缺。关于这点，即钱大昕的洪（洪适、洪迈）、陆（陆游）、王（王应麟、王世贞）五谱都不能免。”（见1962年4月12、13日《文汇报》，以下引文同。）换一句话说，作历史人物的年谱，不能把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物割裂开来，那样的话就看不到他与那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了。故我论曹操时，就尽量把那个时代的背景与曹操的活动结合起来，不仅讲曹操，而且把与曹操相关的各类人物联系起来讲，才能透视出那个时代的状态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陈师还讲到年谱不应“为了标显谱主”，或是“为谱主在历史上辩白”，那是说年谱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显示谱主本来的面目，功是功，过是过。在这一点上我论曹操力求谨遵师训，对曹操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既不加任何掩饰，亦不作任何溢美之辞。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对他的评价是容易发生变动的，如乱世偏安的时期与太平时期对曹操的评价便不完全相同，那么通过年谱考察写出来的人物，也就能对其价值的历史演变作出比较客观的评说了。
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逐渐剥离出它的真相来的。曹操那个时代是乱世，三国鼎立的时期，对曹操的描述，魏人与吴人就大不一样，同样一件事，如赤壁之战，魏、蜀、吴三方的记载差异甚大，这就能帮助我们在种种矛盾的陈述中，作出比较合理的推断。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长处在于他能把不同的记载汇聚在一起，便于人们从矛盾中识别真伪。裴注引用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种，唐宋以后，这些著作便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引的资料首尾完整，字数要多于陈寿原书，这就为我们研究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定于一说不一定对我们客观地研究历史人物有利，如果把对历史人物的评说，仅仅停留在褒贬这一价值取向上，固然有益，但亦有限。历史对后人的启迪，往往不仅在知其然，更在知其所以然——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人与事的所以然，这才是历史真正的价值所在。如何才能知其然?读史时，要设身处地才能体会其成败得失之所以然，惟其如此才能沟通古今，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现实，把握未来，这就是以史为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末的《叙论四》中曾经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经过设身处地的思考，知其所以然时，把这个所以然说出来，那就是引而申之的论，正如王夫之所言:“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我这份讲稿所以名之以论，也只是我作为今人读古书所得，引而申之，以沟通古今罢了。
这些年来读史的风气不太盛，我希望这本书能引起大家读史的兴趣，能引导大家设身处地去思考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从他的为人行事，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受到一些有益于今人的启迪，其中兴味，不认真读书是体味不到的。
书中的三幅地图，出自郭沫若主编之《中国史稿地图集》，记得此地图集亦是陈可畏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来沪找我在谭其骧先生处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底图绘制而成的，也是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合作的产物，我只是知其事，并未实际参预此项工作，今又借用其成果而已。 上 篇
一、关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一些情况
(一)1959年为曹操翻案的由来
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那年的1月25日，《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发表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公开提出为曹操翻案。2月19日，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在《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上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3月16日，郭沫若发表了《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所以借蔡文姬归汉作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亦有借此为他自己在抗战开始时自日本归国说事的意思。3月23日，郭沫若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替曹操翻案》一文，干脆直接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那时对曹操的历史评价立即成为历史研究和人们关注的热点。3月31日，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论曹操》一文，批驳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对曹操不存在翻案的问题，而且根据史实对郭文逐条加以批驳，接着在7月3日写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7月10日发表于《文汇报》。谭其骧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郭沫若的文章，谭其骧的结论是:“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我们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的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案子基本上无须翻。若一定要把犯过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谭其骧这些话说得比较尖锐，但也还客观。回过头来说，是不是罪，那取决于评论者当时的价值取向。譬如镇压黄巾起义，究竟算不算罪，在古人看来，特别是从古代官方看来不是罪，从农民革命的视角讲当然是罪。屠城的问题，当然不好，但古代胜利者往往习以为常，从今天来看，那就是反人类罪。所以评论历史，还得有一点历史主义的眼光，离不开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所受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历史所起的影响，是进步还是倒退，不能拿今天国外那些观念去一刀切，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于曹操的评价，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1959年上半年，全国的报刊发表的论文和报道便多达一百四十篇以上，我在1959年《复旦学报》第六期上发表了题为《论曹操抑止豪强及其法家思想》的文章，没有说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只是直接论述那时曹操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趋向，现在看来，亦还站得住，没有大的问题。后来人民出版社为曹操讨论还编了专门的论文集。
为什么郭沫若与翦伯赞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忽然心血来潮地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呢?要为曹操翻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一生始终对曹操推崇备至，他年轻读书时，在《讲堂录》中便称:“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也就是曹操、孙权、诸葛亮三人才称得上对手，刘备还排不上号呢!煮酒论英雄，本是曹操与刘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赞扬过曹操。1952年，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时，他赞扬曹操在许昌的屯田。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时，为身边的工作人员背诵曹操的《观沧海》一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一首借表沧海之宏景以叙志的诗，诗意非常宏伟，毛泽东借曹操这首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述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他在读书笔记中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怎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这样评价曹操应该说还是客观的。戏台上给曹操上白脸变奸臣，应该说是宋元以后的事，为什么?与各个时代环境有关，与正统观念有关。这件事暂且搁下。从毛泽东这一段话，可以看到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时，就已提出要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北戴河·浪淘沙》一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这首词，是在北戴河度夏时面临渤海湾，有感于曹操《观沧海》那首诗发思古之幽情而创作的。曹操《观沧海》在《晋书·乐志》中题作《碣石篇》，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给自己女儿李敏、李讷写信时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二)碣石山究竟在哪里
这里附带有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即曹操东临碣石，这个碣石山究竟在哪里?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那一带有没有这样一个使曹操可以登高远望大海的碣石山呢?不仅曹操登临过碣石山，秦皇、汉武都登过此山以观沧海，曹操以后北魏的文成帝和北齐的文宣帝也曾登上碣石山观海，北魏的文成帝还“大飨群臣于山下”，“改碣石山为乐游山”(《魏书·高宗文成帝纪》太安四年)。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讲到原来陆上碣石山为海水所侵，脱离了大陆，“立于巨海之中”。到清末由于见不到“立于巨海之中”的大山，才认为北朝以后，此山由于地壳的变化，已沉入海底，故有碣石沧海之说。毛泽东词中“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实际上是接受了这一说法的，所以他在给女儿李敏、李讷的信中会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大概由此而来。根据是什么呢?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是这样低声吟诵。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所以才写作《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所以才有给他女儿信中所写的那几句话。但曹孟德登临的碣石山是不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呢?
1976年2月，谭其骧先生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碣石考》，其引《水经注》讲到碣石沧海的状况，有一段生动具体的描述，其云:“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另一方面自汉至明，历代地理志都载有碣石山，既没有说在海中，也没有说古今碣石山有别，可见都是指今天在昌黎县西南的碣石山，距海有三十里，不仅不在海中，也不在海边，很难临碣石观沧海，故碣石山并不在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在那儿找不到能“大飨群臣于山下”的平坦地区。谭其骧先生的结论认为，魏武及秦皇、汉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但山前的地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发生变化。约在东汉中叶以前，山前余脉露出地表，延伸至海边特立着一块巨石，被目为“碣石”，此后海水南侵，山前平地被淹，余脉露出水面的石块枕海如甬道数十里，那块“碣石”则随潮水涨落时隐时现，有“天桥柱”之称。约在郦道元之后的北朝时期，海水大规模后退，山前出现大片平陆，从此碣石不再成为登临胜地，那些枕海石和那块特立的碣石，终于全部都被埋没在平陆之中了。不同历史时期，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块碣石，近两千年来曾经三度改变其相对位置，先是“著海旁”，继而“立于巨海中”，*后沉埋于地表之下。所以把秦皇岛、山海关、北戴河这一带作为曹孟德登碣石观沧海的地点，不一定正确。
花那么多笔墨讲一个碣石的位置，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如碣石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能定的，在历史著作中有许多矛盾的陈述，只有比较研究各种矛盾的陈述，才能从中找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能比较正确地解释历代著作中所出现的相互矛盾的陈述，历史的事实是在互相矛盾的陈述中显露真相的。如碣石的问题，只是一个地名的正确地理位置问题，它的结论只能是唯一的，至于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品评，则更要复杂得多。因为不仅在事实的表述上，在历史记载上有许多矛盾，而且牵涉到记述者主观的好恶，各人在价值取向上亦各有不同，这就更需要冷静、客观地比较和思考，才能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比较正确地评述他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弄清事实的前提是要直接去阅读原始的资料，比较各个历史时期人物何以有不同的评判，它背后真实的动因是什么，才能*终得出比较合情合理的观念，这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所以我想强调让大家一起来阅读原著，就是为了能比较客观地弄清事实，而且这也只能是相对的。虽然碣石山这个具体地点可以讨论，它也许不在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一带，但它并不影响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的诗情画意和广阔的古今联想所表述出的当年曹操北征三郡乌丸统一北中国以后东临碣石的那种豪迈气魄。毛泽东曾对其子女表示:“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还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本事。”曹操《观沧海》那首诗所借沧海与日月星河表达的自我咏志的英雄气概，确有巨大的震撼力，中华民族应该以有曹操与毛泽东那样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斗争实践上能气势磅礴地“换了人间”的诗人而自豪。
(三)卢弼给曹操贴了不少大字报
为什么为曹操翻案的热烈讨论发生在1959年初呢?这个问题还是与毛泽东有关。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时对卢弼的注文作了一段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正是这一段批语引发了1959年全国范围内对曹操评价的大讨论。这次讨论还贯彻了“双百”方针，允许不同意见的争鸣，有主张和赞成翻案的，如郭沫若与翦伯赞这些名家;也有主张不存在翻案不翻案问题的，如谭其骧;也有不少人具体评价曹操当时作为的，并不提翻案或不翻案的问题。大家客观地摆事实讲道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讨论风气，如果能长期坚持这种心平气和，各抒己见、实事求是地开展学术讨论，实在是一件好事，丝毫也没有现在流行的对这一段历史和人物庸俗化、商业化极其浓厚的媚俗氛围。
做学问，总离不开刨根究底打破砂锅问一个究竟，毛泽东的批示是批在卢弼的注文上，卢弼的这一段注文是注在裴松之注引的曹操自撰《让县自明本志令》，系在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建安十五年(210年)。要弄清毛泽东的这一段批文，得先讲清陈寿这个人及他的《三国志》，还有裴松之的注和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怎么一回事，卢弼是什么时候的人，他在注文中究竟讲了什么，毛泽东这么批他的根据是什么，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意思。借这些问题，讲一下研究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相关原始著作的情况。
(四)关于陈寿其人与其所著的《三国志》
《武帝纪》是《三国志》里《魏书》的**篇，该书的作者是西晋初年的陈寿，《晋书》有《陈寿传》，称其:
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
他本来是蜀汉的人，晋灭蜀以后入晋，在晋武帝时，受张华的推荐，“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对其著作的评价，其本传称: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可见拿笔杆子写史的人，也能借此生财，这类事古已如此，魏收著《魏书》的情况比陈寿更要恶劣得多。所以读历史书，决不能只听一家之言，否则的话很容易被作者的曲笔所误导，只有考察不同人、不同视角矛盾的陈述，才能显现事实的真相。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很多时候会被书中所言误导，当今之档案何尝不是如此，整理与记录者，哪个不带有自己的偏好?
以书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三国志》讲到作者陈寿为什么在书中以魏为正统，其云:“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陈寿在《三国志》中为什么以魏为正统，是因为晋承魏而来，如果处于偏安局面，史家修史时，为偏安一隅者争正统，那么蜀汉成为正统也就势在必行。如习凿齿是东晋人，那就为偏安在四川的蜀汉争正统，史书对前朝人物的偏好，往往与当时他的实际处境有关。现在再来争这个正统就缺乏实际意义了。
(五)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裴松之的注。裴是南朝宋人，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宋书》有传，称:“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享年八十。以上是作者的状况。
关于裴松之的注，《四库提要》是这样说的:“综其大旨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四库提要》对裴松之注的评述还是客观而公正的，裴注在字数上，要多过《三国志》原书数倍，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而在《隋书·经籍志》中能看到的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更是十不存一了。就保留古代资料这一点讲，也是非常有史学价值的。故历史的著录，只凭一家之言那是*不可靠的，只有博采众说，在矛盾的陈述中，才能辨明事实的真相，说清论者是非的背景，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述。裴松之注中，在引文之后，也往往加上自己对注文的评论和分析。故那种靠禁书的办法，希望一家之言以定是非，其实是*愚蠢的做法。有许多偷鸡摸狗的事，当时就见不得人，有许多欺人之说，是经不起别人的推敲的，他们的身后事谁与评说?至少他们自己是评说不了的。你权力再大，怎么管得了你身后人的嘴巴呢?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堵水是堵不住的，所以有什么必要害怕别人说话呢?那等于把自己放在做贼心虚的位置上，何况现在通信发达，出版的渠道那么多，反而使自己陷于在历史上弄虚作假的被动境地。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反被聪明所误。陈寿的《三国志》，必须结合裴松之的注文一起来读，通过各种矛盾的陈述才能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判断，才能透视出各种陈述者各不相同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