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传:全二册/萧让 著

第八章二圣争锋 ……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古书上记载的该皇后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样样亲力亲为，不该皇后做的事情也跃跃欲试力图推陈出新。古中国讲究男耕女织，国家典礼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则有先蚕之礼，作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然而这套仪式极为繁琐，提前五天就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谓之散斋，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驾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身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652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656年）开始，先后行礼五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荡荡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675年）*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壮观，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 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十五种四百五十六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激情，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称，改年号，改名姓，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让君主保持美名。只是她的倡议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际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信任的大臣狄仁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 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皇帝下诏实行，如同活泼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新消息、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为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 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659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皇后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八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八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660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八十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十六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 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阳宫。心情大好的武后也不觉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将当年薄待她们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元庆由右卫郎将迁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户参军迁为内府少监，两个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长史迁为司卫少卿，怀运由瀛洲长史迁为淄州刺史，都是从六七品官连升几级成为四品官，或者从地方幕僚迁为京官，按照大唐制度，算是超迁了。此时杨氏已经以皇后之母的身份被册封为代国夫人，品**，开家宴置酒欢会，忍不住得意：“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如何？”（还记得以前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吗？如今皇后以怨报德给你们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感想？） 如果会做人呢，当然是承认错误，再猛拍一阵马屁了。可是元庆、惟良这些都是骄傲惯了的二世祖，只觉愤怒，年纪*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缘戚属进,忧而不荣也。”（我们是因为身为太原元戎功臣的亲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后。） 按照大唐制度太原元从的子弟的确可以做官，然而他们几位的超迁却的确是皇后之意，杨氏见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不禁大怒，立刻进宫告诉女儿。以武后的性格，报复是常理，宽恕才是特例，哪里还忍得住！到手的乌纱帽立即飞掉，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们母女的两个异母兄弟下场比较悲惨，元庆刚到龙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后气是出了，她今日含愤杀人，他日未必不会后悔，只因后妃夺权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时日，富贵所诱，未必不能化解。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颇为立储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儿不如儿子亲”才会这样打动她。她虽给了侄儿武承嗣位极人臣的富贵，但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武承嗣是为了富贵愿意给薛怀义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的人，女皇怎么有把握将江山给了他之后担保他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显庆时期武媚仍然安于皇后之位，并没有想到要抢班夺权了。 不过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当时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般皇后上台都会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后也让舅父当上了宰相中书令，武后此举让高宗意外之余不禁大感欣慰，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高宗对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武后斥退外戚都会让他放心之余而对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这年十月，高宗染上风疾，这种病曾经夺走他母亲的性命，太宗也为其所苦，看来是一种遗传病，严重时目不能视，在太子年幼、李治对朝臣又不信任的情况之下，便把国事交给妻子代为处理。“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后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权，这也是她正式参政议政之始。 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七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635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七十一。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