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社科卷(全两册)

华工修路的血与泪 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过程中，华工不但受到白人工人的歧视，也在生活待遇上、路段的分配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华工是分批来到营地的。由于语言不通，华工与外界很少接触。而且因为人多拥挤，营地的生活环境和卫生环境自然就差。 政府当局和经营者，只顾*大限度地剥削华工，不可能安排康乐设施，让华人工余参加一些文体娱乐活动，所以不少华工就染上了喝酒及赌博的恶习。 从地形、地势的角度来看，横贯加拿大的铁路建设分为东、中、西三段，从满地可到温尼伯(Winnpeg)的东段铁路，自然条件较好，地势平缓，很多白人都选择在那里修路。但在西部路段，尤其是穿越洛基山脉这一段，地势复杂艰险，在许多路段，工人们甚至找不到一块平地放置铁轨，白人工人当然不愿意在那里干活。为此，安达当就大量起用了华工。而在菲沙河与汤普森河之间是*为崎岖的地带，两岸悬崖陡峭矗立，山体全是坚硬的花岗岩，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河流，华工常常需要乘坐篮子下降到距峡谷底河流2000英尺的高空作业。施工全靠人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放炮崩山，而后用锹镐修路，用双肩将铁轨扛到路基上铺好，再一锤锤地把道钉敲进轨枕中去。令人寒心的是，为了省钱，安达当用便宜但很不稳定的硝化甘油来进行爆破作业，其结果是很多华工死于爆破和隧道塌方事故。此外因施工不慎坠入深壑等事故也常有发生。虽然死亡人数没有官方统计，但私人日记和回忆录却记载了一些血淋淋的死亡事件。例如，1880年8月，在耶鲁下游发生一次严重的爆炸事故。《殖民地日报》这样报道：“爆炸时，9名中国人在耶鲁镇的一次爆炸事故被抛入空中，落地后立即身亡。” 甘比在1880年的日记中写道：“9月4日，一名华工被岩石砸死。9月7日，一条船在菲沙河中倾覆，一名华人淹死。9月11日，一名华人死于塌方。”1882年9月，安达当派了125名华工爬上又滑又陡的菲沙河河谷两岸的山道，拉纤将一艘250吨的汽船“士古斯” 号(Skuzzy) 拖过地狱门(Hell's Gate)去波士顿沙洲(Boston Bar)。无人知道在拖船过程中有多少人受了伤，有多少人失手掉落激流中。 除了死亡的威胁之外，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每天折磨着修路的华工。即使到加拿大短暂一游的国学大师梁启超，也轻易观察到了华工的生活苦况。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就指出：“华人之在加拿大者，生计殊窘蹙，远不逮在美国。”更糟糕的是，从中国广东省招募来的几千名华工，他们原来大多习惯生活在温暖地区，对于卑诗省的严寒几乎不能忍受。当时广东华工脚上只穿着中国草鞋，到冬天后，为了御寒，他们就用装土豆的麻袋包脚，可是，如此一来，因为行走不便，使他们在工作时常常出事。而在铁路建设工地上，政府和建商既没有提供医疗设备，也没有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一切听天由命，故常有华工病死、冻死，乃至饿死。 　 不仅如此，华工住食的情况也很差，华工只能住在简陋的帐棚里，没有太多的御寒措施，吃的东西很简单。由于缺少蔬菜和水果而造成营养不足，许多人得了脚气病和坏血病。不少华工到耶鲁后的**年就死了，以至于那里的城镇居民担心天花流行。其实，真正的“罪魁”并非是天花，而是坏血病。 　　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昌公司为了多赚钱，还强迫华工在他们指定商店购买生活必需品，指定商店的商品价格都是高于其他商店的，如果华工买别家店的商品，他们的工资就会停掉。原本华工和联昌公司签约时，公司答应供应大米，但后来公司又从华工工资中扣除2%作为供应大米的费用，对此华工们表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提出由公司供应的大米，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符合契约的规定。 　　华工后代陈建中的外祖父简和先生，就是在修太平洋铁路时来到卑诗省的。提起家族的历史，陈建中说道:“当时我的外祖父是借钱乘船而来。在横渡太平洋时，船颠簸得很厉害，他不停地呕吐。等船好不容易上岸后，他和一些新来的华工马上被关在域多利的一个半岛上。在岛上的隔离房子里，白人用硫磺熏他们，说是为了消毒，其实是怕华工身上带有传染病，几天后才把他们放出来。当时**批来修铁路的华工，是通过中介公司来的，他们一来就有工作。可是后面再来的华工，就不那么幸运了，卑诗省的工作是有限的，有时为了抢饭碗，华工之间也吵架和殴打。我的外祖父还算幸运，因为有他大哥的帮助，很快他就在铁路上找到工作。当时他是修从穆迪港到霍普之间的铁路，刚开始一天只挣25分，比白人少很多。可是就这么一点点钱，他也是能省就省。为了多存钱寄给中国的家人，他不肯花钱购买充足的食物，所以很多时候是忍饥挨饿上工。他们吃饭时，是和洋人分开的，因为洋人不愿意和华工待在一起，洋人的食物也比他们的食物好多了。在修路时，艰难的路段都是华工来修，华工承担*繁重的工作，死伤也很多。太平洋铁路结束后，很多华工都失业了，我的外祖父比较幸运，在穆迪港的一家木板厂找到了工作，每天锯木板。当时他的工作是记件制，木板锯得越多，挣的钱就越多。为了生存和多挣些钱，每天他拼命地干活。有一次他太累了，一个忽疏，被锯掉了两个手指头。 令人注目的是，英文报章集中报道了1882-1883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在穆迪港的华工遇到极大困难，由于供应食物的船只无法破除冰块，所以不能来到伯拉德湾（Burrard Bay）。 因吃不上水果、蔬菜，很多华工发生了脚肿，然后蔓延到腿，*后全身浮肿。 1883年2月，《内陆卫报》(The Sentinel)报道，一周内至少有6名华工死亡。7天后又有两人突然死亡，两周后又有更多的人死亡。他们死后，往往就地掩埋于铁路两旁砂石泥土堆下。《殖民地日报》于1883年3月8日报导说，既没医生为华工治疗，也没人对他们有兴趣，所有的疾病都因脚气病而引起。面对这种情况，帮助安达当雇佣华工的联昌公司，一直拒绝负担华工医疗和医药的责任，而担任总建商的安达当，从开始就没有准备这方面的预算，好像这件事情，与其无关，是华工与联昌公司的纠纷。 这些死去的华人，大多是被用碎布、旧衣服或旧席子裹起来，埋在荒野的森林里，用石头和一些土覆盖一下就行了。没有验尸官验尸，也没有人关注这种事情。在整个修路过程中，到底死多少人，没有真正记录，据说是华工人口的1/10。不过很多人都说：太平洋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中国劳工的亡魂。　 华工的悲惨结局 到了1883年春天以后，*密集的建设高潮已经过去，太平洋铁路公司就开始慢慢解雇工人。失业的华工有些返回了中国，有些去了温哥华，也有些去了中部草原省。不少当年从美国来的华工，欲返回美国，但却被摒之门外，因为美国国会已于1882年5月6日，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由1882年始，10年之内华人劳工不准进入境内。如此一来，这群失业的华工，只有两个选择：留居加拿大，或返回中国。然而，出国九死一生，回国也路途艰难，他们中的多数人，没能存足15到20元的船费返回中国。《内陆卫报》于1883年报道说，大约有2,000名华工，无法维生，又回到了耶鲁，接受同胞或白人的接济而勉强生存下来。大量失业华工的出现，开始引起当地市民对治安恶化的大恐惧。到1884年春天，许多工人返抵新西敏市，他们饥寒交迫，有人就偷取食物活命。当地的《哥伦比亚报》告诉读者要“看紧他们的财物，因为华人不去偷窃，便会挨饿。”与此同时，当地很多白人居民都希望政府能过问此事，及早解决华工吃住问题，或者把他们送回中国。 　随着太平洋铁路即将完工，排华的呼声越来越高，麦当奴总理是位实用主义的政客，他和联邦政府一直把华人看成理想的廉价劳动力，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正规移民和公民看待，这时麦当奴总理“适时”改变了以前支持起用华工的做法，公开表示希望华工在修完铁路后，都能返回中国。1884年7月成立的皇家中国移民事务委员会，先后在旧金山、域多利、新西敏和耶鲁对加拿大西部华工情况进行了调查。委员会听取了51位证人的证言。其中包括2位中国人的证言，他们是来自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的官员。该委员会调查的问题包括华人生活状态、思想言行、人口多寡、两性比例、职业类别、工资收支、工作效率、社交活动以及华人之工商状况等等。 在雇佣华工修铁路获取利益的安达当的回答尚算公允，他给华工的评价是“勤劳、严肃、效率高和遵纪守法”，他也肯定了华人的贡献，指出“没有中国劳工，这个国家的发展会停滞不前，许多工业就要被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