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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与社会 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

流行病与社会 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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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11739841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542
  • 出版时间:2022-05-01
  • 条形码:9787511739841 ; 978-7-5117-3984-1

本书特色

吸取广受赞誉的耶鲁大学公开课精髓,采用独特的疾病理论与人文历史的双线叙述结构,融会震撼人心的瘟疫史诗与专业通俗的医学科普,还原无数令人落泪的历史细节。 不仅是一部医学史,也是一部社会史、思想史,堪称疾病、军事、政治、经济、文学与艺术的复调交响曲。 流行病的历史还远没有结束。人类社会总是周而复始地疮好忘痛,在狂热与漠视的极端态度之间周期性切换。 流行病会带来特有的恐惧与焦虑。为了抗击、预防、治疗或gen除它们,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卫生机构、检疫隔离、疫苗接种等公共应对方式,也出现了污名化、寻找替罪羊、逃离等公众反应。 回顾不断上演的重大流行病事件,我们处于一个“危险中的世界”,这在社会历史内部有其gen源。周期性狂热与漠视的反应循环,全球各文明各社会的脆弱性,将成为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的生存处境。 流行病并非单纯的生物学、医学或公共卫生课题,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M. 斯诺登以超越自然与人文界限的综合性研究,为我们揭示出更重要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艺术和历史变迁关系的理解维度。 现实告诉我们流行病有着无比巨大的能量,斯诺登向我们解释何以如此,流行病为什么重要,它如何塑造文明的方方面面。

内容简介

《流行病与社会》讲述了可怕而震撼人心的千年瘟疫史。微生物的致命威胁无数次逼近人类:鼠疫、天花、黄热病、痢疾、斑疹伤寒、霍乱、结核病、疟疾、脊髓灰质炎、艾滋病、SARS、埃博拉病毒……
针对这些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流行病,斯诺登将专业权威的医学知识与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熔于一炉。
本书论述范围极广,跨越古今,遍及全球,深入展开医学与社会历史间的多学科比较研究,向我们揭示了流行病与社会的交互影响:一方面,疾病如何推动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如何塑造艺术、宗教、思想史和战争形态;另一方面,社会因素又如何让疾病获得适宜环境,迅速传播,肆虐人类。

目录

新版序言
序 言
1 导 论

2 体液医学: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遗产

3 三次鼠疫大流行:541—1950
4 作为疾病的鼠疫
5 鼠疫的应对
6 爱德华·詹纳之前的天花
7 天花的历史影响
8 战争与疾病Ⅰ:拿破仑、黄热病与海地革命
9 战争与疾病Ⅱ:拿破仑、俄国的痢疾与斑疹伤寒
10 巴黎医学学派
11 卫生运动
12 细菌致病理论
13 霍 乱
14 作为肺痨的结核病:浪漫主义时代
15 作为传染病的结核病:非浪漫主义时代
16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香港和孟买
17 疟疾和撒丁岛:历史的利用与滥用
18 脊髓灰质炎及根除问题
19 艾滋病Ⅰ:导论与南非病例
20 艾滋病Ⅱ:美国经验
21 新发疾病与再发疾病
22 SARS 与埃博拉:21 世纪的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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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第九章 战争与疾病:拿破仑、俄国的痢疾与斑疹伤寒
博罗季诺
到达莫斯科之前,法军和俄军*终在 9 月 7 日相遇,打响了战争期间俄方发动的唯一一次主要战役—博罗季诺战役。作为拿破仑时代*激烈的战斗,博罗季诺战役正是拿破仑所寻求的两军之间的全面战争。然而讽刺的是,这次交火的时间和方式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战斗的发生并不符合皇帝的意愿,而是因为俄军指挥官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将军(Mikhail Kutuzov,1745—1813)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法国人原本试图分隔俄军南、北两翼,俄军却*终在莫斯科以西重新集结。
在关键时刻,沙皇亚历山大将俄国军队的总指挥权交给了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老将库图佐夫。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描绘 1812 年战役的史诗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所写的那样,俄国将军库图佐夫的性格与他的法国对手截然相反。库图佐夫性格温和,无意与拿破仑比拼战术。1807 年,他在弗里德兰被法国皇帝击溃后,由于忌惮拿破仑,就预先准备了由彼得
大帝首度采纳,又被如今的沙皇亚历山大所接受的战略,即撤退到俄罗斯腹地,依靠那里的幅员和气候摧毁敌人。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他愿意在斯摩棱斯克之后打响**枪。按照军事理论的说法,他贯彻了“保存有生力量”的战略。
然而,库图佐夫回到莫斯科后,终于准备好了迎接战斗。他的情报网让他随时能了解大军团的困境。他自己的军队则团结一致,供应充足。他还希望封锁通往俄国首都的道路,这条路通往东边,只有 70 英里长。在拿破仑到达莫斯科的四天前,库图佐夫将部队部署在两个棱堡的后方,占据高地,俯瞰下方的平原。这是莫斯科前方*有军事优势的位置,俄国人用战壕、木栅、 600 门大炮和“狼坑”(他们如此称呼这些坑洞,它们能折断敌方冲锋的马或步兵的腿)来设防。俄国人准备就绪,只等法国人进攻。大军团的人数勉强占优,但是武器不足,而且身处不利位置,需要仰攻。在跨度不过 3 英里的战场上, 13.4 万名法军士兵向 12.1 万名严阵以待的俄国人发起了冲锋。
这场大规模的杀戮被一名历史学家称为“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致命的交战”。9 月 7 日,迎着清晨的**道曙光,双方正式开火,战斗持续了 14 个小时,直到天黑才结束。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炮弹、弹片、步枪、刺刀和军刀砍杀。黄昏时,血腥的一天结束。库图佐夫下令部队撤退,任由拿破仑取得战场的控制权和战术上的短暂胜利。狂热、焦虑、优柔寡断而又饱受排尿不畅折磨的皇帝,莫名其妙地并未将他的精锐部队即帝国卫队派往战场。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的元帅们都相信,如果卫队能在适当的时机加入战斗,胜利本该属于他们。
能够解释皇帝陛下为何没能抓住机会的,或许也只有一句简单而富有讽刺意味的“造化弄人”了。大军团的建立的目标是以压倒性的火力集中攻击敌人的弱点。拿破仑通常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战场,以致命的精确度和无与伦比的战术决断指挥他的士兵。然而,博罗季诺形成了一种极限情况,数字的绝对压力超过了拿破仑指挥才能所能承受的限度。在小战场的范围内,两支规模空前的军队的冲突制造了浓密的烟尘,遮蔽了皇帝视线。1000 门大炮和 10 万支火石滑膛枪冒着滚滚浓烟, 9 万颗炮弹扬起尘土, 1 万匹冲锋陷阵的战马踏起泥沙,步兵不断向前推进。这一切都使拿破仑无法看清下面的战况。全面战争制造出了一片毫不夸张的战争迷雾,使得拿破仑在*需要发挥其战术天才的时候,无从发挥。
托尔斯泰在对俄国战局的研究中,曾提出“拿破仑的意志对博罗季诺战役产生多大影响”的问题,强调了命运的讽刺。他认为,法国皇帝沦为“徒具其表的指挥官”。“战斗的进展不是由拿破仑指挥的,因为他的计划无法得到执行,在交战期间,他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
拿破仑在看不清战局的情况下,不仅放任库图佐夫有序撤退,也没有发动追击。因此,法国人在这一天结束时所取得的不过是一场惨胜。战场的胜利的确属于大军团, 4 万名俄国人死亡,人数超过了在战斗中阵亡的 3 万名法国人。然而库图佐夫成功撤退。战斗之后,法国外科医生开始工作,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里不间断地进行截肢手术。仅拉雷自己就在博罗季诺战役后截下了 200 条断肢。死伤如此惨重的胜利消耗了大军团的力量,而库图佐夫则有援军来弥补损失。
此外,博罗季诺战役使俄国军队士气高涨:他们经受住了拿破仑所能给予的*沉重打击,幸存了下来。相比之下,法国军队则士气低迷。塞居尔评论道:
法国士兵不容易被欺骗, 他们惊讶地发现敌方的死伤者那么多,俘虏却少得可怜, 只有不到 800 人。 根据这些数字, 他们已经估计出了胜利的影响范围。 与其说死者的尸体是法军胜利的证明, 不如说是俄军勇气的证明。 如果其他俄军都能如此有序、 自豪、 从容地撤退, 那么赢得战斗胜利又有什么意义? 俄国如此广阔, 还会缺少可以战斗的地点吗?
至于我们, 我们已经拥有得太多, 远远超过我们所能保留的。 这可以称为征服吗?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科夫诺穿过去, 穿过沙土和灰烬犁出的那条犁沟般的路线, 它会不会在我们身后合拢, 就像一艘小船在浩瀚大海上拖出的水痕一样? 几个农民拿上劣质的武器,都能轻易把一切痕迹都抹去。
法国军官死伤惨重,以至于费岑萨克将军从总参谋部调任团长,在那里他面对着士兵们的不良精神状态。他发现,军队笼罩着一种“沮丧的气氛”,因为“军队的道德结构从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动摇”。然而,皇帝拒绝承认这些疯狂杀戮带来的影响。用费岑萨克的话来说,波拿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正如托尔斯泰那样,俄国人从此把库图佐夫视为民族英雄,把博罗季诺战役视为“1812 年伟大卫国战争”的关键,大加歌颂。库图佐夫保全了军队,准备改日再战;他使法国人蒙受了重大损失;现在他和大军团势均力敌。拿破仑还失去了令敌人心生畏惧的战无不胜的光环。他手下两名经验丰富的元帅沮丧地总结 9 月 7 日的事件:“若阿基姆·缪拉说,他那一整天都没认出皇帝。米歇尔·奈伊说皇帝已经忘记了他的工作。”
衡量痢疾在拿破仑军队溃败的过程中发挥出的作用时,我们应该把问题放在博罗季诺的背景之下考虑。当大军团到达莫斯科时,由于战斗、逃兵和疾病这三个因素,总共损失了 15 万至 20 万人。战斗中的死亡和逃兵削弱了军队的有生力量,但痢疾的影响*大。在进入莫斯科前的*后几周,大军团因疾病损失的人数达到 12 万人,平均每天损失 4000 人。
拿破仑的 1812 年战役,展示出了战争引发流行病的能力。战争所制造的卫生和饮食环境,恰恰是流行病的温床。战役同样表明,这条因果链也可以反向运行,换言之,疾病可以决定战争的进程。在俄国,痢疾和斑疹伤寒共同歼灭了有史以来*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促成沙皇亚历山大的胜利。
正如圣多明各的黄热病阻止了拿破仑帝国向西扩张一样,痢疾和斑疹伤寒也阻止了拿破仑帝国向东扩张。事实上,这两种疾病是法国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在惨败于俄国之后,拿破仑的实力一蹶不振,再也无法组建起同等战力的军队。
此外,这场战争也为拿破仑增加了很多敌人。拿破仑的不败神话曾使他的对手们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亚历山大的胜利却摧毁了它。*重要的例子就是德国的“民族觉醒”, 当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等知识分子成功地唤醒了德国的民族意识。历史学家查尔斯·埃斯代尔( Charles Esdaile)恰如其分地总结了拿破仑一系列战争带来的影响,在他看来:
他们留在身后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和截然不同的世界。1789年以前, 法国无疑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然而, 到了 1815 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 法国国内的资源仍然非常丰富, 但新的德意志邦联的建立…… 夺走了统治“第三德意志” 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曾是拿破仑帝国的核心…… 现在已不复存在。 同时, 在大洋彼岸, 法国殖民帝国对大部分领土的控制, 连同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陆的控制一起, 都被一扫而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恰恰是法国历史上*伟大的英雄, 致使法国国际地位的全面崩溃, 大不列颠称霸海洋并*终成为欧洲诸国眼中比法国更大的安全威胁。
因此,对于削弱法国在欧洲及世界范围内的力量来说,俄国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疾病正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因素。

作者简介

弗兰克·M. 斯诺登(Frank M. Snowden),耶鲁大学安德鲁·唐尼·奥里克历史与医学史荣休教授,专长领域为社会史、医学史,以及意大利近代史等。其著作包括《意大利南部的暴力和大庄园:1900—1922年的阿普利亚》(1984)、《1919—1922年托斯卡纳的法西斯革命》(1989)、《霍乱时期的那不勒斯》(1995)、《征服疟疾:1900—1962年的意大利》(2006),以及《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2019)。《征服疟疾:1900—1962年的意大利》曾被美国历史协会授予“海伦与霍华德·R. 马拉罗奖”,并荣获美国医学史协会颁发的韦尔奇奖章。 季珊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硕士,曾赴台湾师范大学、剑桥大学交流访问,研究方向为近代英国医疗社会史,发表文章《欧洲*早的医学院——萨莱诺医学院的兴衰》,译有《医学与种族:20世纪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医院》。 程璇,华东师范大学翻译系硕士,曾任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译者,参与《爱情与废墟》故事集、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科技大学影视项目等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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