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契科夫短篇小说集

一 在医院的后院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几乎将院子里那座小偏屋遮掩住。偏屋的铁皮屋顶早已锈迹斑斑，烟囱也塌得只剩半截，门前的台阶长满了杂草，墙上斑驳的灰浆更显出屋子的破旧。偏屋面向医院，背后本来是田野，可被一道带钉子的灰色围墙隔开了。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暗淡的围墙和破旧的偏屋，都给人以医院和监狱那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偏屋，如果你不怕路旁蜇人的蓖麻，我们就前去看一看偏屋里面的情景。打开门，我们来到了外室，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床垫、破旧的病人服、长裤、蓝白条纹的衬衫、破鞋，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胡乱堆放在墙下和炉子旁边，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霉烂物特有的臭味。 躺在这堆污七八糟的废物上、嘴里咬着烟斗的人，是看守人尼基塔。他身上那身红领章褪色成棕黄色的旧军装，表明他是个退伍的老兵。他表情严肃、神情憔悴，两道眉毛往下垂，鼻子通红，看起来，就像一只草原牧羊犬。他个子不高，又很瘦，可是神态威严，手上青筋暴突，但拳头粗大。看到他，人们会在脑海中浮现这些词语：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在这种人眼里，秩序高于一切，因而他深信不打他们就不能维持这里的秩序，因此他打他们的脸、胸、背，打到哪儿算哪儿。 再往里走，您将看到宽敞的大房间，大得几乎占去了整个偏屋，如果不算外室的话。房间的墙壁涂成暗蓝色，天花板被熏黑了，因为房间没有烟囱，冬天取暖用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很重。窗户都被难看的铁栅栏封着，粗劣的地板很灰暗。房间里的气味十分浑浊，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糊味、臭虫味和氨水味混杂在一起，仿佛让人感觉进入了一个圈养动物的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都死死地钉死在了地板上。每张床上都坐着或躺着人，他们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房间里一共五个人，一个人是贵族出身，其余四个人都是小市民。在靠门边的那张床上，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托着头坐着，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呆呆地望着一处地方。他成天愁眉苦脸，只知道摇头、叹气、苦笑。他不怎么和别人说话，也不搭理别人的问话。给他食物，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他骨瘦如柴的模样、发红的脸颊，以及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都表明他正遭受着疾病的折磨。 在他后面那张床上的人，是个矮小、活泼好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像黑人似的。白天他不是在房间里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走来走去，就是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床上，嘴上也不闲着：吹着口哨，学灰雀啼叫，小声唱歌，嘿嘿窃笑。他不仅白天这么活泼好动、孩子气，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用双拳捶胸，用手指头抠抠门缝，这是他在向上帝祷告。这个老头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帽子作坊的一场大火，弄得他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这个房间被称为第六病室，这里的病人，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被允许到医院外面的大街上去活动。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原因可能是他是医院的老住户，他从不伤害人，还可以成为人们逗乐的对象。只要他一出现，立即吸引来一大群孩子和狗，人们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或是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向人讨个小钱。有的给他克瓦斯，有的给点面包，还有人给他几个小钱，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落入了尼基塔的口袋。这个老兵总是毫不客气地、粗鲁地、气急败坏地翻遍他身上的每一个口袋，嘴里喊着“我*恨不守秩序的人，上帝作证，我再也不放犹太人上街”之类的话。” 莫谢伊卡乐于助人。他端水给同伴，替睡着的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上街回来给每人一个小钱，并且给每人缝了一顶新帽子。他左边的邻居瘫痪在床，他还用勺子喂他饭吃。他这样做不是因为怜悯他们，也不是信奉什么人道主义，他只是在模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行为。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就是那个贵族出身的人，三十三岁，做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他是因为患被害妄想症（一种精神疾患，自以为受人迫害）进来的。他很少坐着，不是躺在床上缩成一团，就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他似乎在惊慌不安地等待着什么，总是一副十分兴奋、急躁、紧张的样子。只要外屋出现一点动静，或是院子里有人说话，他就会立即竖起耳朵听着，想是不是有人找他？要把他抓走？这些念头让他的神色变得极其惊慌和厌恶。 我喜欢他那张脸，那是一张方脸，颧骨突出，脸色苍白，神情悲伤，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出他那饱受惊吓又苦苦挣扎的心灵。深沉而真诚的痛苦，造就了他奇特的、病态的脸相，但他那清秀的面容，温暖的眼神，又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素养。我也喜欢他本人，他总是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对所有的人都十分客气，除了尼基塔。每当有人掉了扣子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跳下床，拾起那件东西，递给对方。每天早晨他的同伴们都能听到他问候早安，晚上睡觉时又听他祝福晚安。 当然，他的疯病不会只表现在他惊慌的神态和病态的脸上，还会表现在他的行为上：有时在傍晚，他会表现得像正害着厉害的寒热病，紧紧裹着那件破旧的病人服，全身哆嗦，牙齿打颤，在墙角之间、病床之间飞快地来回走动。有时他突然停住，站在那里看看他的同伴们，似乎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一会儿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不停地走动，好像是他考虑到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即使听也听不懂，于是他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可不一会儿，这些顾虑就被说话的欲望压倒了，他就开始做一番热烈、激昂的演讲。他说话没有条理，时快时慢，像是梦呓，有时急促得让人听不明白，但他的言谈、声调给人的感觉十分美好。听他说话，您会觉得他又像疯子，又像正常人。他的疯话是无法述诸笔端的。他述说人的卑鄙，述说践踏真理的暴力，述说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述说这些铁窗总是让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他的话就像一支杂乱无章的集成曲，虽是老调重弹，却似乎永远也唱不完。 二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在城里一条*主要的大街上的一所私宅里，住着文官老格罗莫夫。他家道殷实，在当地颇有名望。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这似乎开启了这家人的不幸之门。埋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老格罗莫夫受到起诉，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就因伤寒病死在监狱的医院里。家里的房子和全部不动产都被拍卖，只剩下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 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在莫斯科上大学，每月有六七十个卢布的生活费，压根不知道穷字怎么写，父亲死后，他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困苦了。他不得不从早到晚去报酬很低的家馆，做抄写工作，然后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因此自己时不时需要挨饿过日子。 这种生活让伊凡·德米特里难以忍受。他变得垂头丧气、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那座小城市。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总算谋到了在县立学校教书的一份工作。但因为他和同事合不来，与学生的关系也不好，不久就辞职不干了。这时母亲又去世了，这个打击让他意志消沉，提不起做事的劲头，因为失业没钱，只能靠面包和水生活，直到半年后他当上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之后他一直做这个工作，直到因病被解雇。 在人们眼里，他向来不算健康，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如此。他的脸色总是很苍白，身体也很瘦弱，常常感冒，吃饭也吃不了多少，睡眠也很差。只是一杯红葡萄酒，就能让他头昏脑涨，变得歇斯底里。他也想和人们交往，但由于他生性急躁、多疑，没人愿意和他做朋友，更别说和他成为至交好友了。说起城里人时，他的口气总是很轻蔑，认为他们粗鲁无知，每天浑浑噩噩地过着禽兽般的生活，这些真是让他深恶痛绝。他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说起话来响亮而热烈。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要么怒气冲冲、愤愤不平，要么兴高采烈，面露惊奇，但这无损他的真诚。 他和人谈话的主题只有一个：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人们的生活毫无生气、毫无意义，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随处可见。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学校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要做到主持正义，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人们必须认清这个社会的面目，*好对此感到震惊。他议论人时，总是只有色调浓重的黑白二色，不承认有其他的色彩。在他看来，人类只有两种，一种是卑鄙的人，一种是正直的人，两者之间的人是不存在的。尽管他没有谈过恋爱，但谈起女人和爱情来，他总是津津乐道，热情洋溢。 虽然他言辞尖刻、神经兮兮的，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城里人对他的喜爱，大家在背地里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伊凡的昵称）。他总能唤起他们心中美好的、温暖的、忧伤的感情，因为他待人和蔼、乐于助人、为人正派、道德高尚，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都让人感到亲切。而且他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在城里人眼里，他简直就是本活字典。 他大量地读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一只手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一只手翻阅杂志和书籍。他紧张的脸色说明：他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快得都来不及咀嚼。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可见，阅读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在家里的时候，他也总是躺着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