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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中的历史意识产生于启蒙时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思想家一般都相信理性的普遍有效性, 相信通过普遍理性人类可以控制各种盲目的力量，服从普遍承认的理性目的，因此，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不断进步的过程。然而，德国启蒙哲学家赫尔德却发现，在历史过程中没有统一的理性标准,真正有效的是体现在历史运动中的歧异的文化标准，它们只有在自己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用异己的标准的话，就无法理解。赫尔德用他的历史思想对启蒙的理性的普遍性的教条提出了挑战。 赫尔德之后，施莱尔马赫出于维护宗教真理的目的，在他的《论宗教》中同样强调真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因为真理总是表达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中。不根据它内部的特殊规范就无法理解它。后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真理标准不理解和压制以前时代的真理，并不能使它们无效。施莱尔马赫用真理的历史性原则来捍卫被启蒙运动否定的宗教真理。宗教真理体现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而启蒙将经验纳入“-个普遍概念的统一性”之下，迟钝了人们对于文化独特性的感觉。 作为启蒙运动的殿军和集大成者，康德完全认同理性和真理的普遍性的主张，不承认任何历史性原则，在他看来,理性标准的普遍性只能建立在一般意识(BewuDtseiniberhaupt) 基础上,不能建立在偶然、不确定的经验基础上。宗教真理的本质就是“纯粹宗教信仰”，它能促进可用理性演绎的道德行为的标准， 比起神圣启示特殊的历史的主张要远为优越。真理的历史就是使不完善的原理变为纯粹规范的过程,这些规范就像设定它们的意识的基础结构一样，是无时间的。 黑格尔是德国历史意识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说他的思想是"一个历史世界观*有力的体系”。黑格尔正是在对康德的批判中勾勒出他划时代的关于历史性的思想。黑格尔拒绝康德纯粹理性普遍性观念的形式性质(即认为它能脱离经验的具体内容应用于道德领域和理论领域)，针锋相对地提出, 理性必须体现在“一个民族活生生的个别性中，这种个别性的*高规定必须根据一种普遍必然性来掌握”。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标志不再是一般意识静止的统一性,而是绝对精神自身特殊的历史表现，这些表现是通过具体历史角度特殊性的中介的。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干脆把精神称为”时代精神”，它具体体现在哲学、政治史、国家法制、艺术、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它是一个贯穿所有方面的特定的本质、特性，它表现自身在政治和其他事物中，把它们作为它的不同要素;它是一个状态, 把它的所有部分都结合在它自身中,它的不同方面无论看上去可能多么多样和偶然，基础却是同质的。”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样，承认过去的真理(如希腊的艺术和宗教)在其源始的历史语境中的有效性，尽管它们不为现代人所理解。真理的理性和普遍的基础不在脱离历史经验的统一原理，而在历史经验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中，在它表现手段的异质性中。 然而，与赫尔德和施莱尔马赫不同的是，黑格尔的历史思想是一种历史形而上学,主张理性完全可以掌握历史，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理性自身进步的运动，它必然表现为宗教的超感性真理、哲学的理性真理、人的自由意识和现代法制国家。总之，历史是理性的目的论运动。形而上学建立起来的历史运动的整一性终将消除源于文化和时代差 异而造成的历史经验的难以理解。随着黑格尔的去世，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很快走向式微。"19世纪的普 遍意识以科学和历史的名义把自己从观念论解放出来。”德国大学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使得传统形而上学迅速失去魅力，人们从经验科学和史学两个方面向它提出挑战。一方面，人们相信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和真理的保证，要求- -切与知识和真理有关的活动都服从它的检验。另-方面，人们要求历史科学摆脱形而上学的统治,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威廉冯洪堡就提出要让历史摆脱形而上学思辨的羁绊。但他同时也主张要仔细区分人文科学理解的经验实在与物理自然的机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