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述要

一、宋学里面留下的几个问题 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时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宋明年理学，大体说来，宋代是创始，而明代则是结束。王守仁尤是明代学者里的重镇。到他手里，理学才达顶点，以后便渐渐地衰落了。所以评论王学的价值和地位，要看他解答问题的一面。那些问题，是从北宋时早已提出，积叠讨论，遗传下来的。现在要讲王学，先讲宋学里面留下的几个问题。 大体扼要地说来，宋代学者所热烈讨论的问题，不外两部：一部是属于本体论的，一部是属于修养论的。他们虽说是意见纷歧，不相统一；但是到底有他们全体一致的见解。他们有全体一致的见解，所以成其为一时代的学风；他们的意见纷歧，不相统一，便在共同的学风下面保存着他们各人的精神和面貌。他们对于本体论共同的见解是“万物一体”，他们对于修养论共同的见解是“变化气质”，许多问题便从这上面发生。 *先提出“万物一体”的主张的，可说是周濂溪的《太极图说》，其次便是张横渠的《西铭》。纷歧的意见，也便从这里引逗。依据常识的观念，万物只是万物，各个个体是各自分离，各自独立的。现在要说各个体并不各自分离，各自独立，像一般的见解。各个体的内质实在是一个更大的全体，而各个体乃其全体之一相。譬如耳目口鼻，只是人面的一相。要叫人弃掉小我的成见，认识大我的真理。这一番理论如何的说起，这一种证据如何的找寻？这是周濂溪、张横渠提出的问题，而为一辈宋儒所热心的讨究的。 “万物一体”的问题，本来也不是宋儒特有的。从各民族的思想史上看来，提出这个问题而加以讨究，也已不知几多次数的了。他们的解答，不外是三点：一是说万物都是一个天神所创造，所以是一体的；一是说万物只是一种原质所变化，所以是一体的；一是说万物只是一个心镜所照现，所以是一体的。这三种说法，便成了宗教、科学和哲学。有些人天性好动，爱复杂，爱玄妙，他专向外面去寻证据，找说法，结果就有惟神的宗教，和惟物的科学；有些人天性好静，爱单纯，爱切实，他专向自己本身去寻证据，找说法，结果就有惟心的哲学。普通说来，哲学里有惟心、惟物两派的争论，其实惟物派的哲学，只是科学的倡导或是他的宣传罢了。照我意思，要说万物一体，只有三种说法，一是惟神论，一是惟物论，一是惟心论。说法不同，他们找寻的证据，也便不同。 …… 五、王学大纲 一 良知 讲及王学，*先便联想到“良知”，“良知”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呢？《传习录》上说： “知善知恶是良知。”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两字，本是北宋以来理学家*认真寻讨的问题，其实天理只是分善别恶的一个总名，除却分善别恶，便无天理可见。至于善恶的标准，推极本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所以天理只从人心上发，除却人心，不见天理。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人心真诚恻怛地求生，那生便是天理。一切助长生者是善，一切摧抑生者是恶。人心真诚恻怛地求爱，那爱便是天理。一切助长爱者是善，一切摧抑爱者是恶。那一番求生、求爱的心，以自然明觉而发见，那便是良知，良知便是自然明觉，所明觉的则称天理。若舍掉良知，又何从见天理？又何从别善恶？《传习录》上又说：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这里的是非，便是上文的善恶。是非之心，便是一个分善别恶之心。一切善恶*后的标准，便是人心之好恶。人们因为好生恶死，所以助长生者是善，人们称之为是；摧抑生者是恶，人们斥之为非。人们因为好爱恶仇，所以助长爱者是善，人们称之为是；摧抑爱者是恶，人们斥之为非。人又叫一切善为天理，其实则只是人心，只是人心之好恶。从此推演，又定出许多名目。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 孝罢，弟罢，忠罢，总只是人心向外的自然流露。因为人心爱如此，所以人们特地为那些事，装造了许多好字面，好名目。说他是善的、是的，称他为孝、弟、忠，尊他为天理，其实只是人们的心好。所以说：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看书不能明，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如此说来，人心即是天理，更不烦有所谓凑泊。人心自然能明觉得此天理，也不烦再有所谓工夫了。这便是王学对宋儒传统大问题获得了一个既简易又直捷的答案之*大贡献处。 六、阳明的晚年思想 三 四句教 …… 但阳明“四句教”，究竟有一个分歧点存在的。一是钱绪山所主专接中根人而同时又是彻上彻下的“四句教”，另一则是王龙溪所主专接上根的人究竟教法“四无论”。就阳明毕生讲学精神所注，显然侧重在“知行合一”的本体上。若我们认真此“知行合一”的本体，不要把行的一边忽略了，则行已落实到具体人事上，我们不能说人生一切具体行事，全是无善无恶。若必如此说，决然会转入猖狂妄行，所谓狂禅与伪良知那一条路上去。姑不论是王龙溪，即如江右学派的罗念庵，他也似乎太偏重了知体，认为有真知才能行，却不大肯说有实行自有知。如此则也不免把阳明良知学太偏用力牵向内，太侧重到良知本体，而实际则已把行分开了。似乎也不是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本体论之真精神所在。 即就南镇问答的一段话来说，阳明明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我们也可套他话头说：你未在事上磨炼时，心事同归于寂，你一经到事上磨炼，那事的善恶，也即一时明白起来。故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也即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意之动”，也即是理之动。阳明话本很明白，为何定要说“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亦是无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无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无善无恶之物”呢？可见讲王学，还是该切实扣紧在实际人生上，却不必先有一番悬空的摸索与思辨。那才始是主张“知行合一”的真精神。 在这一点上，阳明天泉桥问答以后，不幸即作古人，没有在这方面再细发挥，于是遂引生出王学后起不可弥缝的裂痕，而王学也终于渐渐走了样，这真是一件极可惋惜的事。 我上面所述阳明晚年思想，共举出了三大项目来。一是《拔本塞源论》，二是《大学问》，三是“四句教”。在我认为，此后我们要发扬王学，应该更注意《拔本塞源论》，庶乎不走失了王学真精神，而且可以实措之当身与当世。又是人人与知与能，简易明白，直捷无弊的。至于《大学问》与天泉桥问答，其中都不免易于引起文义争辨，都会在言说思辨引入歧途，必须把来扣紧在《拔本塞源论》的大题目之下，庶乎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与绳尺，不至于走失了阳明讲学的原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