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

**章 1914年和1917年：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节 1914年8月：西方的转折点 我打算重构的历史始于1914年8月至1917年11月间，即自**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这段时间。伴随着这两大时代性事件引发的潮流，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场全球性传播。这将之投射出了西方的边界，而此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也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并停留在第二国际时期。不过这枚胜利的奖章还有另一面：彼此间差异的文化、地缘政治情况和经济社会条件的相遇，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差异化进程，以及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年里，存在哪些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根本性的甚或预示世界末日到来的转折，毫无疑问是突然爆发的**次世界大战。对无尽杀戮的厌倦、憎恶和愤慨，都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的几个月或几周，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1917年2月至10月，推翻沙皇统治后，在莫斯科成立的临时政府曾派出两位代表访问都灵，在他们到达意大利之前，已明确表露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赤裸裸敌意，因为后者主张立即实现和平。他们访意的目的是同战争中的盟国进行接触，并遏制日益增长的和平主义倾向。但是，当克伦斯基政府的这两位特使出现在西卡迪宫的阳台上时，等待中的4万名工人就立即发出了“列宁万岁”的呼声。 确切地说，那是1917年8月13日。10天后，意大利出现了许多通过设置路障以支持反战力量的抗议。但结果，都灵却被宣布为战区：这个词是说给军事法庭听的（Fiori1966,pp.128-129）。也许可以说，大量示威者和起义者，早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就通过加入反战斗争浪潮参加了十月革命。在我们的时代，按照政治上“正确”的说法，1917年11月（俄历十月）在俄国发生的不是革命而是政变。然而，我们看到，这场所谓的政变主角—列宁，早在他上台之前就能在几千公里之外挑起一场准革命，甚至仅仅凭其名就引发了革命！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他的名字及其领导的政党对战争和引发战争的政治社会制度，持有毫无保留的批判态度。 这种精神氛围有力地解释了十月革命为何在西方不仅对广大群众，还对一流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看看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转变。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对伦理的兴趣使我走向了革命。”对伦理的兴趣就是反战的兴趣，因为战争是对*基本的道德规范的完全否定： 我是一个非常狂热的战争反对者……我对实证主义的厌恶也有政治原因。尽管我谴责匈牙利的事态发展，但是，我一点也不愿意将英国议会制（也是战争大屠杀的主角）视为理想。但是，那时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替代现存制度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而言，1917年的革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因为突然之间事态表现出了多样性。无论对这种“多样性”的态度如何，这种“多样性”都改变了当时所有人的一生，以及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的一生。（Luk?cs1980,pp.66e53） 恩斯特·布洛赫有着类似的观点。在谈到卢卡奇这位匈牙利哲学家时，他说道：“1914年战争爆发初期，我们感到完全迷失了。这场战争成为影响我们每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他来说，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是支持与逃避的结合体。”（Coppellotti1992,p.370）即使没有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有机联系，在理想层面，这两位哲学家得出的结论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后，布洛赫（1977,p.43）宣布他带着“前所未有的解放的欢乐”接受了“俄国革命”。据他在战争年代，即*臭名昭著的历史时期之一创作的《乌托邦精神》中所述的，如果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欧洲的上空”“永远笼罩着死亡的阴云”，那么应该向诞生于十月革命的国家对这些资本主义强国侵略作出的抵抗致敬。是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共和国是不屈不挠的”。无论如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真实的全面革命”—它以实现“自由”为目标，标志着“史前时期之后世界历史的开启”（Bloch1923,pp.311e315-316）。 十月革命，是那些致力于为反战提供具体路径或反对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人们，*终找到的真理。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的是社会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者运动的两位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十月革命未来的领导层（有一些也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也见识并经历了**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内在恐怖性及绝对有必要被推翻的明证。比如，布哈林谈道“恐怖的尸体工厂”，斯大林谈道“对人民有生力量的大规模灭绝”。托洛茨基描绘的画面尤其有说服力：战争双方的“该隐式‘爱国’宣传”是“资产阶级社会道?沦丧的无可辩驳的表现”。是的，人类陷入了“盲目和无耻的野蛮之中”：为了将*先进的技术应用于战争，我们目睹了突发的“血腥疯狂的竞争”；这是一种“科学野蛮主义”，它将人类的重大发现仅用于“摧毁文明社会生活基础和歼灭人类”。文明所产生的一切美好都深深地浸入鲜血和战壕的淤泥之中：“健康、舒适、卫生、惯常的生活关系、友好联系、职业义务，还有*后看似不可动摇的道?准则。”后来，与1914年爆发的大灾难有关， “大屠杀”一词也出现了：1939年8月31日，莫洛托夫谴责法国和英国拒绝了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以期任由第三帝国毫无顾忌地挑起针对苏联的“一场新的大规模屠戮，一场新的民族大屠杀”。 第二节1917年11月：东方的转折点 **次世界大战远未能在亚洲激发出与欧洲同样的情绪，这不仅仅是因为战场远在数千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早在1914年8月之前，就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显示出可怕的压迫性与暴力性。对中国而言，具有悲剧性的转折点无疑是鸦片战争。也为了消灭“大不列颠毒贩”并终止鸦片贸易—其灾难性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太平天国运动在1851—1864年发展了起来。这是“世界历史上*血腥的‘内战’，造成了2000万—3000万人死亡”（Davis2001,pp.22e16）。在有力地煽动起这场运动后，西方*终成为受益者，并因此强化了对这个破碎且越发丧失防御力的国家的掌控度。自此，“中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历史时期开启了（与此同时，俄国和日本也加入了西方刽子手之列）。除“外国大炮”和“历史上*可怕的暴动”外，还有雪上加霜的“自然灾难”—这些都是一个崩解中的国家无力应对的。“毫无疑问，世界史上从未有如此之众的受害者。”（Gernet1972,pp.565etseq.e579） 发生在中国的巨大悲剧远甚于**次世界大战。在1911年革命中推翻清王朝并于第二年建立共和国的孙中山总统，被催促站队英国并加入战争。他“在一封非常有名的信中，向劳埃德·乔治解释说，中国对白人的争端不感兴趣”（Bastid,Berg?re,Chesneaux1969-72,vol.2,p.221），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胜利丝毫不能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行为。而崛起的布尔什维克夺权执政，激发了孙中山的热情，使他看到了终结中国始于鸦片战争的悲剧的希望——不仅有望结束战争，更重要的是还有望终结中国被殖民、奴役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