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马克思、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

新版导言 马克思和卢卡奇没有能够理解他们自己早期作品的意义，这是智识史中出现的几大具有反讽意义的事情之一。马克思的手稿写作于1844年，但是等到近100年后才重见天日。自从这个未完成的手稿出版以来，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引用作为挑战《资本论》的文本。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的半个世纪里，卢卡奇的这本著作成为地下的经典，被它的作者排斥，只为少数欧洲学者所知，其中就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 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性的自我阐释只获得部分保障。诚然，他们早期的著作反映了一个“弥赛亚的时刻”，并且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革命的末世学说来回应。但是他们的自我阐释的权威性已经误导了评论家们，使他们在这些早期著作中找到了过分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事实上，这些哲学家们采用的理论资源与他们的政治纲领并不完全相符。 在工具和材料自身就具有逻辑这一点上，哲学与艺术是相似的。阐释者必须揭示创造者的目的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而不能简单地事先假定本该在作品中实现的目的。对于卢卡奇来说尤其如此，在其著作中充满了黑格尔式的框架与他的政治学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后果表现在后期他对自己*感兴趣的哲学著作的抑制，《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均在他去世很久以后才得以出版。因此，一种全面的解释传统出现了。根据这种解释传统，晚期的马克思把哲学作为年轻时代的一个错误而抛弃了。 直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们才广泛认识到这些早期著作中的创造性意义是重要的。那个时代，在使年轻人接受我们可以称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思想家们的影响力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马尔库塞，他经历了与新左派相对应的旧时代的第二次弥赛亚的时刻。在他的理论资源和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张力。无论如何，他的文章自《爱欲与文明》起就激发了人们对实践哲学的前所未有的兴趣。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长期被忽视，造成了恩格斯曾经称为“被小老鼠啃掉的一小口”现象，这种状况能以它在作者知识传记中的过渡性地位所解释。他们二人都被训练为哲学家而且沉湎于浪漫的革命主义。他们的著作都写作于他们精神轨迹的相似的转折点，那个时候，他们都觉得有必要从他们知识的原初处向前更进一步，而且自信不需要（与过去）猛烈的断裂，凭借辩证的超越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后来他们判断这个超越不够充分，当他们详细阐述成熟的观点时，（这种不充分）依然内在于他们坚决反对的东西里面。毋庸置疑，晚期的他们对自己早期著作的批评过于严厉了，那些著作无疑也包含着很多价值，而且对他们后期的著作有着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更重要的影响。 浪漫主义的影响无疑在这些早期著作中得到了体现。浪漫主义通常意味着现代文化中的一种趋势，即弘扬主体而贬低客体、重视生活而轻视理性、尊重实体而反对抽象，以传统的价值观对抗资本主义的商业主义。当然，那些哲学家运用对类似的“异化”和“物化”进行分析和谴责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是这种趋势的分支。但是，当代评论家常常把它们还原为对理性的浪漫主义的反抗，就大大曲解了异化和物化理论。 马克思和卢卡奇受到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影响，同时更受到了黑格尔对浪漫主义批判之批判的影响。对于黑格尔以及其他现代思想中的主要人物而言，浪漫主义作为超越的环节是有价值的。在理性世界观的发展过程中，浪漫主义起到过预备教育的作用，不仅仅是庸俗的和自鸣得意的，而且是批判性和富含内蕴的。正是黑格尔**次系统化地阐述了浪漫主义对理性必要性和人类有限性的调和作用。 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目标在于，保留浪漫主义的反抗精神，而不是复述黑格尔已经有效地批判过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我要表明他们的这个任务只成功了一部分，但是这个任务选择的很好，而且的确依然与批判理论和实践具有关联性。他们解决这个任务时采用了相似的方法，我称之为“文化的（方法）”，因为它指向的是整个社会中意义与实践、制度与人工物品的*一般的模式。这正是他们通过异化和物化的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一个模式。同时，这些概念源自于哲学家考虑基本哲学问题时，对传统哲学和功能的反思。文化、哲学和政治的统一是他们早期方法的鲜明特征。 他们把哲学当作这样一个学科，在其中，日常生活起作用的领域被提交给意识，并服从于理性的批判。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认为哲学中概念的两难或“自相矛盾”是社会生活深层次矛盾的征兆显现。他们*具有挑战意味的结论是，需要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实践方面的解决，达到哲学“实现”。这也许是马克思和卢卡奇早期的实践哲学*少被理解的部分，关于这一点的研究将成为一个主题，通过它将各种考察结合起来，构成本书的内容。 尽管他们的批判与传统哲学有着联系，早期的马克思和卢卡奇两位都坚持启蒙运动基本的价值观，即自由和平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状况下，服从于市场规律的分离的个体难以实现这些价值，这使得他们和传统分裂。这个论点成为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桥梁。他们搁置了个体的作用，认为再也不能把主体性视为笛卡尔的我思（cogito）或先验自我。只有一个整体的、社会的主体才能够实现哲学的价值，但是一个社会主体也是世界中的一个客体，是现象界的一部分。不过，依据马克思和卢卡奇应用社会术语对其逻辑结构的反思，从其基本方面来看，这个主体依然被绑定于哲学传统。 这种混合方法导致了复杂性。纯粹知识的抽象主体超越了自然与需求。社会主体的自由被这两个决定者所限制。先验主体从其物质性中被纯化，被赋予认识真理的能力，甚至在一个唯心主义的框架里建构起现实。但是对于一个社会集团来说，这种先验性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社会主体无法被从它的物质性中纯化出来，因为仅仅通过这种或那种物质的纽带，它才能够形成于构造它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之上。从地理、种族、语言和技术中抽象出来后，没有什么残余能够把个体聚拢成一个群体。但正是把这些因素加入对它的定义中，它才不可避免地固着于地面上。社会主体的客观性正好位于真实世界之中。 然而，常识和哲学传统也会因此而辩称社会主体即使真的存在，也没有本体论的意义，它们仅是一堆有着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相互隔离的个人的组合体，缺乏作为基础的现实性。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么马克思和卢卡奇可能已经对政治哲学做出了一个贡献，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这种或那种传统哲学的方法。可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卢卡奇，都没有接受这种观点。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体应该接管个人主体在旧哲学里享受的全部的同样的权力。某种程度上，现实性应该在一个主体与它的本质关系中得到理解，而这个主体内在并依赖于这种关系。这不是恶性循环吗？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不太确实的立场？我将表明，他们勇敢地面对了悖论。这个悖论出自于对唯心主义理想的忠诚。这个理想要求从人类，比如，从先验主体性的形式与范畴出发来解释存在，结果却产生了如此的悖论。这些传统的解释图式依赖于一个独自沉思的主体。但是马克思和卢卡奇认为，个人从是共同体中衍生出来的，那里必然有其根基。先验主体是基于社会存在的抽象概念，社会存在是其基础。因此，先验主体无法解决哲学的终极问题，尝试这么做的话，造就的只能是理论神话。只有社会主体能够为解决实践生活与哲学理论之间的矛盾提供一把钥匙。 马克思与卢卡奇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这一点是*令人称奇的。因为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并不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的存在。卢卡奇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找到了马克思早期实践哲学的踪迹。这暗示着马克思智力成果发展中存在一种连续性，我在对早期马克思的卢卡奇式的解释中详细说明了这一观点。卢卡奇自己发展出了实践哲学的*复杂的版本。在他的著作中，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构变得清晰了。对这些方式的识别，*终被以理想类型的方式加以定义，比如“经验主义”或“唯心主义”，这些是哲学对于观念史的重要贡献。 搞清楚实践哲学的逻辑，对于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转型至关重要。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都受到他们很早就非常熟悉的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实践哲学的影响。然而，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联系：即便他们在写作文本时，并没有指出他们所参考的文献的出处，但他们依然是遵循着实践哲学的逻辑工作着。这个逻辑要求哲学的抽象概念必须要能在实在的社会状况里找到自己的根。一旦这些状况被确定，它们革命转型的假设构想就反弹回哲学概念，并显示这些矛盾如何被消解掉。 但是，通过社会实践达到哲学的实现的努力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境遇而遭遇了挫折，他们处在与卢卡奇完全不同的革命环境里。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处于一个反动的时期，依然受到对实践哲学的需求的限制。它的关注点从资本主义的特殊后果转移到更加一般性的问题，如自然的主宰和现代经验结构等，这可能是革命失败的原因。 这条路径导致两种出路：要么通过社会的转型来解决矛盾的方法被看作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需求，相比之下社会现实被低估了；要么发现了一种新的革命手段，能够继续社会转型的事业。这两种可能性大致上与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晚期作品的差别相对应。对于阿多尔诺来说，实践哲学的历史主题主要服务于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一个独立观点。马尔库塞终于在新左派那里发现了希望。他没有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看作一种新的革命手段，而是看作经验解放模式的一个预示。从原则上讲，基于这种经验世界的新方式，发达国家的革命是可能的。对于马尔库塞来说，构建一个实践哲学的*终版本，这就足够了。在这种实践哲学里，技术转型扮演了中心角色。在这本书的总结性部分，我们将讨论这种实践哲学。 如上所述，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都深受卢卡奇的实践哲学的影响。他们抓住了他的物化概念，将其与别的资源结合，作为他们对于实证主义批判和辩证地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稍后，即二次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在早期卢卡奇的影响之下，法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整整一代社会理论家寻求一种新的方案，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潮流中*著名的文本是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冒险》。这本书里**次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借此描述这种源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传统。法国人主要感兴趣于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以及他的阶级意识理论。他们把这些观念看作是官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替代品，在那个教条中，党被看成是革命的代理主体。同卢卡奇一道，他们重申工人阶级实践的首要地位，该地位只能被党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表达出来，但不能被党所取代。 很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和这两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一起研究，他们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吕西安·戈德曼。从他们代表的完全不同的传统和重点出发，我提出 了一种新的解释，目标在于重建卢卡奇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这个背景可能有助于解释在研究卢卡奇的方法上，我与其他作品在英语世界里被广泛阅读的学者们之间的不同。他们包括莱塞克·克拉科夫斯基、加雷斯·斯帝德曼·琼斯、以及乔治·利希海姆。他们把物化理论当作非理性主义，把阶级意识理论当作斯大林主义加以谴责。这些相当负面的评价与卢卡奇文本的内容和历史影响一点都不符合。 当将卢卡奇的著作与马克思早期的作品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而不是与柏格森或斯大林的著作相比较的时候，一副迥然不同的画面就出现了。同马克思一样，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异化”理论的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绝不是非理性主义的，相反，它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辩证的理性范式，以适合社会自我理解和人类解放这个任务的需要。这样一种辩证理性，不可能服务于专制政权，只可能服务于社会主义的自治文化。这些实践哲学家不容小觑，因为他们对这种文化做出了大概轮廓的定义，这是他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