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研究资料

　　如果把上述诸章的标题给一个未读过该书的人看，我敢断定他会以为这是一部晚清社会史著作。再看《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卷各章的标题，无不紧扣着文学自身的问题及其相关问题：“新小说的诞生”“域外小说的刺激和启迪”“商品化与书面化倾向”“由俗入雅与回雅人俗”“集锦式与片断式”“文白并存的小说文体”等章标题，不仅令人一望而知这是一部文学史著作，而且让人感到这是一部抓住了所研究的文学现象特有问题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这种比较有些简单化，我也不是有意贬阿英褒陈平原。事实上，作为该领域的**部研究专著，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没的。我在这里之所以拿《晚清小说史》与陈著比较，除着眼于它恰好与陈著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外，更考虑到它的学术思路的典型性——在以“文学中的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文学史著作中，《晚清小说史》堪称典型，至今它所代表的这种学术思想仍然盘根错节。因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卷的出版，不仅在学术水平上超越了《晚清小说史》，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文学史写作主题的历史性转换，即把文学史写作上以文学中的社会问题为主题转换为以文学自身的问题为主题。这个转换是根本性的。这个人们期待已久的学术理想终于在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得以完全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进展。　　但陈平原并没有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坚持文学史必须以文学本身的问题为主题，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在种种社会历史文化关系之中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他对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极为关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但对这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考察，*终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问题的，而不是相反，这个原则陈平原是毫不动摇的。在这个原则之下，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卷中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便具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人们纷纷赞扬陈平原在该卷中成功地引入种种“纯文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如结构、视角、类型、风格、文体等，而我的感觉是他对文学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似乎更为出色。在**章“新小说的诞生”这一概述和第二章“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这一动力学研究之后，陈平原紧接着在第三章中专门研究了“商品化与书面化倾向”对清末民初小说发展的影响。他指出，在清末民初，由于新小说市场的建立以及作家的专业化，商品意识迅速介入小说家的创作过程，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小说思潮的演变，并且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影响的正负两面性：一方面小说的商品化固然使清末民初小说作家在艺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却也使得作家不一定走科举仕进或入幕帮闲这些中国文人千百年来走惯的老路，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而经济上不依附达官权贵，思想上也就更可以离经叛道，说话写文章更少顾忌——晚清小说之所以集中笔墨抨击官场，这正是原因之一。同时，作为“顾客”的大众消费口味不但逼作家闯政治上的禁区，而且可能逼他们闯艺术上的禁区。由此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小说的商品化，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第65页）。这一辩证的看法比“五四”先驱者们一味谴责晚清小说商品化倾向要恰当得多，这正是真正的文学社会学的效用。因此，更准确地说，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卷中所做的主题转换，是变以文学中的社会问题而为以社会关系中的文学问题为主题。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转换的难度。类似的动议已酝酿多年，但到目前，像陈著这样切实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的文学史专著还找不出第二部，不就是证明吗？　　我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卷所得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作者在写作中着意将他对这段小说现象的见解放在主体的地位。这与一般文学史著作之堆砌史料而缺乏分析或人云亦云、缺少主见，是迥然不同的。从文学史编写来看，该卷的上述特点既标志着文学史编写工作者主体意识的回归，也标志着文学史著作中作者的史识已居于主体的地位。这二者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作者的主体意识*终应落实为其个人识见成为其著作中的主体。因此，我把陈著的上述特点称为主体的归位。一般地说，史学著作可以分析为两种成分，一是史实，一是史识（从写作过程看则是史实叙述与史识阐发或历史分析）。这二者关系如何处理，迄今为止仍是言人人殊，我以为妥当的看法应是以史实（包括史料）为基础，以史识为主体。固然这二者在不同类型的文学史著作中的比重会因为读者对象的不同而或多或少，但它们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来不是量的关系：不论读者对象有何变化，史实的基础性和史识的主体性是不应改变的。据此来检讨一下近几十年来的文学史著作，有两个突出的毛病：其一，是流为单纯的史料考辨和史实叙述，这是一种实证主义或唯事实主义，它往往表现在某些个人著述的文学史著作中。其二，是即使有所分析，也流于人云亦云，乍看似乎面面俱到、稳妥无误，其实平庸无见。这可以说是一种大全主义或保守主义，它往往表现在教科书式的文学史著作中。上述两种毛病都意味着文学史写作中主体意识的沉沦。这是文学史研究的痼疾，以至于“自觉”地摒弃个人见解成为文学史编写工作的一个不成文的原则。这就难怪尽管各种文学史著层出不穷，但大同小异，缺少特色，陈陈相因，进步甚微了。认真的读者对此强烈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严肃的文学史工作者也深感歉疚。近年来，主体的归位已成为读者与作者的共同要求。响应着这种要求，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卷的写作中，旗帜鲜明地甚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突出了史识的主体性。这有两个突出的表现：其一，他破天荒地把一般文学史写作中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和介绍放到附录中去解决，而把正文全部留为表达史识之用，以突出自己作为研究主体对这一段小说史的理解和把握。在畏缩的学术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动。当然，小说史的写作应该建立在大量准确的史料基础上，但小说史并非“史事编年”或“资料长编”，这一点目前的学术界不会再有什么争议了。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陈平原进一步从写作体例上将小说史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并断然宣称史料的介绍只能是“附录”，“正文”应该是史识的表达。这种毫不通融的区划或许有些“一刀切”之嫌，但无疑有助于突出“史识”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