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研究资料

　　在讨论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1.首先溯本求源，指出“知识谱系”的概念来源于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强调将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提出，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该命题实则已超越了具体的地域局限，而具有某种普泛性的蕴含。所进行的是一个全球化新时代下的地方文化研究，要追问的是全球性文化危机下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后出现的文化趋同现象，正在蚕食和瓦解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原有民族国家的文化防护膜已被明显地软化和弱化，于是出现了国家性文化特征淡隐而地方性文化特征凸显的趋向。不仅如此，在全球化快速消灭差别、去除个性的发展过程中，以多元性和多样性为支点的地方性特征，已经成了制约全球化单一与趋同法则*重要的平衡点。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就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地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坚守文化多元性与多样性上的特殊作用与意义，是一个要害，并且有了共识：全球化是一个悖论。在消抹差别，追求统一的同时，它还需要用差异性和多样性来加以支撑。失去了地方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必然造成灾难。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单纯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它还应有注重地方性和本土性的一面，这是制约单一化的手段，也是全球化的内在张力。要警惕将某一种文化绝对化和普世化，将全球化变成用某一种文化征服全球，形成单一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文化霸权主义。所以，统一和分殊，普适价值与多元文化，正是全球化悖论中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从这一点看，我们今天来关注贵州文化，强调本土建设和本土文化，包括强调少数民族文化，正是为了维护这种多样性、地方性特点，这不是对全球化的抵抗和消解，而是为了使之更协调、更有序，也更有益。应该说我们面临的是两难选择：一方面，为改变贵州发展的低水平的现状，必要走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另一面又必须面对现代化、全球化的逻辑及其陷阱，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与消灭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对贵州来说，则意味着贵州文化传统内核的丧失。我们必须对此保持必要的警惕。　　2.在指出今天我们研究贵州、安顺文化全球视野下的意义时，还必须强调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特殊性：我们的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提出和建构，不是出于他者的眼光，而是来自内部的一种自我阐释冲动，是源于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一种自我审视、自我描写的诉求，是出于寻求自我的生命之根，出于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需要。在我们这里，“自我一贵州、安顺一世界、全球”，形成了一个统一、有机的思想、学术、生命的网络，这是真正属于我们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3.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知识体系的构架：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绝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知识堆积，而是有着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构成与学理支撑的知识体系架构，因此其构建过程，就应当是一个多学科、多层面，协同努力，互补递进的系统工程。由此提出的是两个关键环节。**就是“学科构架”，它至少涉及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学、艺术、音像、戏曲等多种门类，多种学科。这种多学科、多门类的研究，也应该是新时代地方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4.学科构架、方法论之外，还有一个组织方式问题。一些综合性、跨学科的重点课题、重点项目，确需多人合作，集体协同，因而需要有相应的组织依托和资金保障，更有不少课题、专题、项目等，应该也必须由文化学者们以个体劳动的方式去实施和完成，进行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如资料查阅、田野作业，以及成果出版等，也需要获得相应的资助与支持。这样，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就必须建立一个政府与民间、体制内外的合作机制。在这方面，如前文所说，安顺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还需要有持续的努力。　　（三）地方文化研究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一屯堡文化研究　　问题是，我们的安顺地方文化研究，从哪里切人和突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我们*终选择了“屯堡社会与文化研究”。所谓“屯堡”是安顺的民间村落，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明王朝实行“调北征南”的军事政治战略，大批中原和江南各省军士及其家属入住西南，在黔中一带形成了一种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语音语义、衣着服饰、宗教信仰和建筑风格，并保持相对封闭状态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它是江淮汉文化与贵州山地文化的结合，因而也*能体现贵州移民文化的特点，有很大的社会文化发展潜力与研究空间。我们的研究正是从这里人手，并且经过持续的努力，在2004年和2008年分别取得两大成果，出版了《屯堡乡民社会》（孙兆霞、杜应国、罗布农等）和《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朱伟华、杜应国、刘丹伦、何幼等）两部研究著作，证明在看似落后的边缘地区，仍然可以有前沿性的课题与成果。其意义更在于，这是我们“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再聚集、再出发。就像我在为《建构与生成》一书所写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到了21世纪初，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的农村。这几十年一贯的关注本身就意味深长”。　　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屯堡社会、文化的研究和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建设、改造与文化重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是怀着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深入到屯堡老百姓中间，和他们一起重新审视历史传统，寻找现实农村建设与改造之路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屯堡社会、文化研究的特点：一方面，它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下乡做扶贫工作，而是带着一个课题，去做学术研究、文化研究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虽然是从学术出发，但*后又内在地需要走出学术，直接参与到乡村（九溪）的改造与建设实际工作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