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海水手飞白传

**章　少年漂流记 诞生和家世 飞白全名汪飞白，1929年12月21日生于杭州鼓楼袁井巷，是汪家的第二个孩子。袁井巷不是他家，是飞白的大舅租的房子，大舅是外科医生，舅母是产科医生，所以母亲在他们家生产。据母亲说，飞白出生九天就坐上了火车，跟随父母登上了漂流的旅途。这仿佛预示了飞白漂流的命运。 飞白生在诗人之家。父亲汪静之（1902—1996），安徽绩溪人，原名汪立安，生于黄山东麓下的上庄镇余村，和胡适的老家上庄不足半里之遥。飞白的祖父汪崇发、祖母胡月桂就在上庄开杂货店。静之不愿继承父业经商，在五四运动感召下开始写白话新诗，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新诗运动*早的一批参与者，后来成为中国**个新诗团体湖畔诗社的代表诗人。母亲符竹因（1903—1986）生于杭州临平镇，飞白的外祖父符德胜、外祖母陈绿琴也在临平开杂货店。因浙江**师范当时有“新文化运动南方中心”之称，汪静之慕名于1920年沿新安江顺流而下，来到杭州进浙江一师，后与同年进浙江女师上学的符竹因相识相恋。 汪静之的故事在诗歌界广为人知，但这里还是要概述一下这位新诗运动少年先锋的故事。 在新诗运动初期，汪静之的诗完全摆脱旧体诗的框架，天真烂漫，自然天成，使人感到耳目一新。1921年他在《新潮》发表诗作，影响扩大，引起应修人1922年4月从上海来杭州相会，并由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四人成立湖畔诗社。1922年夏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出版，因歌唱早春的爱情引起全国瞩目，但因冲击了旧社会的道德观念也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其中只有三行的小诗《过伊家门外》：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一百年后的今日读者，已实在很难理解这样天真的诗句会有什么“冒犯”性，也很难理解作者为什么竟要感到“胆寒”了。但在刚刚爆发五四运动的中国，封建势力仍居统治地位，当年的汪静之尽管天真任性仍不免胆寒，是有严酷的客观背景的。他果然就遭到了“轻薄堕落”“无赖文人”“兽性的冲动”“不道德的嫌疑”，乃至“变相的提倡淫业”等吓人的指摘。所幸鲁迅、周作人等挺身而出，驳斥卫道士，保护青年诗人。鲁迅写道：“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周作人则先引用路易士的话：“社会把恋爱关在门里，从街上驱逐他去，说他无耻；扪住他的嘴，遏止他的狂喜的歌；用了卑猥的礼法将他围住；这样的社会在内部已经腐烂，已受了死刑的宣告了。”接着写道：“所以我们要说情诗，非先把这种大多数的公意完全排斥不可。”“静之的情诗……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倡导白话新诗的胡适为《蕙的风》作序，称赞说：“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得多。……我现在看着这些彻底解放的少年诗人，就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女孩子们跳来跳去，妒在眼里，喜在心头。”而作者的老师朱自清评论说：“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稚气。他的新诗集《蕙的风》中，发表了几乎首首都是青年人感于性的苦闷，要想发抒而不敢发抒的呼声，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 静之因父亲破产只得辍学谋职，虽然师范未毕业，凭他已有著作出版的资格，1924年到武昌教中学国文并和竹因结婚。他任教过许多中学和大学，因他每到之处都宣传五四新思想和新文学，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排挤，所以职位不稳，总是任职一两个学期就被解聘，不得不辗转各地过漂流生活。到飞白出生时他已任教过武昌、保定、芜湖等地的中学以及上海的暨南大学和建设大学，其间于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还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过。飞白出生前几天，静之在建设大学因左倾嫌疑（他介绍共产党员夏衍来校代课）遭军警搜捕，从楼窗逃出，逃回杭州。 1930年初，静之竹因都到南京中学任教，带着刚出生的飞白和他快满三岁的姐姐。之后静之又先后任职于安徽大学、汕头一中、浙江省立女中、青岛中学、浦东中学和暨南大学等校。 静之任教的地方，除安庆、汕头外家属都同去，而且在一地也可能搬迁几个住处，所以飞白童年与少年时期住过的居所就已超过二十处，而飞白一生住过一个月以上的居所则超过六十处。家乡意识人皆有之，唯独飞白，由于流动不居，似乎从来没培养起“家乡”观念，漂流倒成了他的常态。 静之把飞白的籍贯定为杭州而不随绩溪祖籍，显示了五四时代青年静之反传统的开放观念，也表现了“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西湖情结。把飞白籍贯定为杭州有三重理由：**理由是杭州是湖畔诗人汪静之的情感故乡，静之自身除抗日战争中避难回过绩溪外，以后就再也不曾回绩溪；第二理由是籍贯可以随母亲，——姓随父，乡随母，公平合理；第三理由是出生地原则。不过杭州人飞白倒并未体现西湖情结。他因从小漂泊在外，五十岁以前在杭州住得太少，所以没牢固培养起杭州“本地人”的感觉，要论杭州家乡情，杭州人飞白远不如十八岁才来到杭州的绩溪人汪静之。 飞白早年在杭州住过多久呢？关于飞白“出生九天就离开杭州”的说法，考证起来并不是直接奔赴南京，而是先到临平外婆家待到满月后才去南京的。静之竹因去南京中学任教后，外婆家不幸因邻居火灾殃及，被一把火全部烧光，外公外婆只得到南京来跟静之竹因暂住。1932年静之竹因丢了南京中学和安徽大学的工作，于是全家回到杭州，租屋住在市内司马渡巷和法院路仁德里，直到1933年夏。这样，飞白早年在杭州一共只住过一年半，而且几乎没留下记忆。这之后就要等到抗战胜利后十六岁才回杭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