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霍克尼谈大卫·霍克尼:我的早年

起初我亲自动第写自传……但自己写太花时间了，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等我碰到和我一个教区的米凯莱·戈罗[Michele Goro]的儿子，一位年纪十四岁在右，身体也不好的的男孩儿，我就把写传记的任务托付给了他。我一边工作，一边把自己的生平口述给他，我很享受这么边工作边口述，结果工作起来感觉更敏锐，也更出活儿。就这么着，我把写作的负担丢给他，而我则希望只要记得起来，就把我的故事一直讲下去。不论什么人，只要取得值得称道的成就，要是他在意真和善，都应该亲自记下自己的生平；不过这项光荣的任务，不应在四十岁之前贸然为之。《乔瓦尼·切利尼之子本韦努托传》[The Life of Benvenuto, the Son of Giovanni Cellini]由他本人撰写，佛罗伦萨，1558年大卫·霍克尼谈大卫·霍克尼对待艺术家有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只相信他做的，别相信他说的。值得尊敬的艺术史家从来都不只听艺术家自己说的，他还会从作品中寻找证据。我记得是西克特在哪儿说过，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说的，只相信他做的。他撂下这句话，开始写他的书。等艺术家完成了作品，总结出一番理论相对就简单些，可要是还没创作就先从理论着手，那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了。我认为就算你想从理论着手创作，也不要那么干。对绘画感兴趣的人，听画家谈论自己的创作可能为之入迷，可是我认为要了解画家的作品单凭他自己的话还不行，他的创作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出生、家庭和*早的学艺经历我1937年出生在布拉德福德。我有三个兄弟，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四，有个比我小的弟弟。兄弟中有两个住在澳大利亚，大哥仍住在布拉德福德老家，姐姐是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的区护士。十一岁之前我在布拉德福德公立小学[council school]上学，我的哥哥姐姐也是在那儿读的。十一岁以后，我获得奖学金转到布拉德福德文法学校[Bradford Grammar School]上学。我大哥也曾获得他们的奖学金，但我入学的那一年，1948年，我哥刚好离开。我其他几个兄弟上的是别的学校。我一直跟人说我恨布拉德福德文法学校，我在那儿读书的时候根本不开心，可能是太枯燥了。十一岁上，我在内心里下定了决心要当艺术家。不过对那时的我来说，“艺术家”这个词的含义还相当模糊。做圣诞卡的是艺术家，画海报的是艺术家，就连为海报写美术字的，在我心里也是艺术家。任何人，只要他的工作用得到刷子画笔，要涂点儿什么、画点儿什么的，都是艺术家。很难说为什么我决定当个艺术家。显然，我有点儿才气，比别人更有才气，但有时候才气不过是怀着更大的兴趣观察事物、检查事物并加以再现，不过是比一般人对视觉世界更感兴趣而已。我十一岁的时候，在布拉德福德这种地方能见到的唯一的艺术就是手绘的海报和标牌。我那时觉得艺术家就是靠画海报为生的，认为艺术家只为自己优哉游哉地作画，这种观念我那时候还没有。我当然知道油画，书里和博物馆里那种，但那时我以为油画都是艺术家白天画完了招贴、圣诞卡或者别的什么营生之后，晚上回家画的。我父亲对艺术有那么点儿兴趣。他对画所知不多，不过20世纪20和30年代，他参加过布拉德福德美术学校的晚班，就是说他对艺术感兴趣，喜欢动手画点儿素描和油画。我十一岁时，父亲干过给旧自行车刷漆翻新的活儿。那时战争刚结束，自行车都供应出口，市面上买不到新自行车，所以我父亲就买来旧自行车，刷上新漆，使它们焕然一新。我那时看他给自行车刷漆，看着刷子浸入油漆，再涂刷在自行车上，看得我很着迷，我喜欢那种感觉，当时是这样，甚至现在也是。这个过程里有种感觉，我想爱画画的人都喜欢，将刷子蘸入颜料，再涂涂抹抹，不管涂在什么材料上，哪怕涂在自行车上，就是那种用饱蘸颜料的刷子涂抹覆盖的感觉。即便现在，让我把门刷成一色，我也能干上一整天。我父亲显然享受刷漆的活儿。记得1950年前后，他决定给家里的旧装修来个现代化改造。改造从门开始，他给每一扇格子门蒙上硬质纤维板，画上日落的场景，好像贴面板材上的装饰画一样。他把全家的门都这样画了一遍，我觉得棒极了。父亲也画一点儿海报，他的美术字写得很好。那时候有人能写一手非常利落的美术字，对于美术字的需求不少，电影广告也都是手绘的。我会爬上脚手架看他画海报，能看到刷子留下的笔痕。那时的餐厅和咖啡馆招牌也要人画，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艺术家真正要干的工作。布拉德福德文法学校在布拉德福德文法学校的**年，我们每周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绘画课，一年后我们被分到古典、科学、现代语言等几个班里，就没有绘画课了。我觉得糟糕透了。美术只能在一年级学，而且只有通识班[general course]才有得学。于是我想，好，你们要是不管我，我就进通识班。进通识班很容易，因为只要你少做功课，就自动被分到那里。我还记得数学老师在窗台上养了几盆仙人掌，我一直认为自己永远不要听这类课，所以我就坐在*后排，偷偷画那些仙人掌。后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