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那个年代

第五章 林徽因的情感世界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学识与人格魅力，很快吸引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精英围聚而来，如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谈天，坐论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渐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萧乾，通过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在该报发表了一篇叫作《蚕》的短篇小说，这是他的处女作，心中颇为高兴，“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接着令这位文学青年更加高兴甚至感动的事出现了。对于当时的场景，多年后萧乾本人有过这样的描述：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北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林徽因）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一代才女——林徽因》，载《读书》，1984年第10期）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做派加以嘲讽。当年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与萧乾不同，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的客厅”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坛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李没有像萧乾那样一副诚惶诚恐的傻小子兼土老帽相，而是在平等的地位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为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与亲戚中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至于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后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冰心写过讽刺文章倒是真的，确切的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核查历史，冰心确实写过一篇讽刺文章，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于1933年10月17日夜，自9月27日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