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流域: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商业电影研究

电影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自诞生之初就与商业性紧密相关，商业性不仅关联着政治的隐秘动向和资本的流通语态，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及大众审美心理发生着相互作用。德国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以《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一书揭示了德国经典电影作为大众媒介，能够帮助发现“在经济转型、社会危机和政治图谋的显性历史背后，运行着一段关涉德国民众内在习性的隐秘历史”。将影像实践视为文化现象，并与政治、经济及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进行关联性探讨的思路和方法，成为后世电影理论研究的宝贵思想财富。从宏观上看，电影产业的普遍繁荣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从微观上看，获得商业成功的某部或某类电影，能够作为大众审美的透视镜和指向标，折射出当前社会复杂的心理结构和文化形态。 中国电影历史悠长，但“商业电影”在此段历史中却并非一个线性发展的概念。21世纪以来，中国商业电影在全球化语境的裹挟之下，迸发出汹涌澎湃的产业化浪潮，这使其区别于中国电影发展的任何时间段落，展示出丰富多维的历史文化景观。如论者所言，“当代中国电影是中国电影业历史发展和跨国文化实践的结果。它不能仅仅基于普遍的‘电影诗学’概念，因为这种概念倾向于去政治化和去本质化。只有通过文本、历史和美学分析与政治批评相结合，才能真正欣赏和批判当代中国电影的流行和电影创新”。在崭新的历史语境面前，中国商业电影的主体格局如何被建立起来？商业电影的发展流变受到了何种力量的驱动？这些驱动性力量与中国商业电影的影像表达构成了何种对应关系？以主体性为前提，中国商业电影的“崛起”是否真正对世界电影主流市场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又将如何推向更深远的维度？带着这些具体问题，本书力图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商业电影及其文化现象进行梳理与厘清，以期建立一种跨文化语境观照之下的中国商业电影理论体系。 一、产业浪潮：“中国商业电影”作为研究对象 “中国商业电影”这一概念，以“商业”一词限定了所选的电影文本需进入公共传播流通的范畴，即经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备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各院线正式上映；以“中国”一词限定了电影生产的“资金”环节，如投资、制作、发行等，需以中方资本为相对主导力量。此外，“中国商业电影”还应包含以下基本判断标准：一是以商业营利为主要目的。进入院线放映的电影并不全是商业电影，商业电影的创作目的应是争取目标受众和票房收益的*大化，其本身则应是专业分工和集体创作的产物。二是以类型化为叙事基础。商业电影的情节中必然包含某些程式化的类型元素，但类型电影并不等同于商业电影，类型电影是概念化、理想化的分类模式，商业电影则指向电影经过类型化过程之后的实际产品，它可能切合某种类型电影，也可能是某种类型电影的变体，甚至可能是多种类型电影的杂糅体。三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像建构为*终结果。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指向官方话语对于商业电影的深刻影响，同时应包含资本与民间力量共同的文化需求。 本书将2002年定为研究的起始年份，一是由于在政策层面，《电影管理条例》于2002年开始正式实行，意味着中国电影行业进入相对规范化的市场管理阶段；二是由于在实践层面，2002年上映的《英雄》引领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和国际化面向，成为中国商业电影浪潮初显的标志性影片。从票房上看，《英雄》斩获2.5亿元国内票房及1.77亿美元国际票房，不仅为此前萎靡不振的中国电影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更首次以商业片的姿态率领中国电影走进国际视野；从类型上看，《英雄》开创了中国古装武侠大片的风潮，引导了同类题材商业电影的创作和国际化输出；从产业角度看，《英雄》的运作体系符合电影工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此次电影实践为标杆，中国商业电影坚定地迈向了产业化发展道路；从文化角度看，《英雄》折射出大众审美选择的变化，从中透视出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周宪将《英雄》的诞生视为中国电影从叙事电影走向奇观电影的转折点，“表征了电影文化从话语中心模式向图像中心模式、从时间模式向空间模式、从理性文化向快感文化的转变”。因此，2002年既可以视为中国商业电影跨越式发展的真正起点，又可以视作中国电影文化深刻变迁的时间节点。自《英雄》后，中国商业电影伴随着电影产业环境的繁荣和电影实践的丰厚，步入新的“黄金时代”。 本书以2019年作为此次研究的收束年份，该年获得亿元以上票房的中国商业电影已逾百部，中国本土市场连年稳坐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之席位，商业电影浪潮的整体面貌趋于稳定，并仍有增长势头，但这一惯性却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一时间中国商业电影进入低谷地带。当然，2019年绝非闭合的时间端点，而是具备开放性的时间坐标，2017年的《战狼2》成为这一阶段极具标杆性质的实践文本。从票房上看，《战狼2》创下56.8亿元国内票房的历史纪录，一举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一百名，成为排行榜上唯一一部非美国电影。从影片内容上看，《战狼2》采用了“类好莱坞”的叙事模式，在跨文化背景之下书写了本土的英雄故事，这代表着中国商业电影在类型叙事和文化指涉层面的全线升级。站在社会文化的视角上，《战狼2》所获得的舆论关注大大超越了影片本身的内容表达，在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的同时，也折射出大众审美的转变与分流，预示着中国商业电影迈向新的历史阶段。 2002年与2019年分别对应着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两个重要历史节点，透过两部标志性作品在市场环境中的境遇，能够洞见中国商业电影发展在这18年间的波折与得失，同时窥见商业电影文化洪流深处隐蔽的暗流与转向。由于2002年至2019年的中国商业电影数量过于庞大，本书所关注的影片将主要基于电影的商业性考量，根据影片的经济影响力、艺术实践水平及其研究价值，将高票房影片、好口碑影片、海外发行影片以及热点话题影片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中国商业电影的命运始终关联着中国电影的百年沉浮。作为舶来品的电影在20世纪初便兼具了商业娱乐和社会教化的特征，彼时尽管面临着电影检查的掣肘，但在各色电影公司、电影导演及电影明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商业电影迎来了首轮浪潮。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开放格局初现，商业电影市场有所回暖，却又遭到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的迎头痛击，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进入21世纪后，以古装武侠大片领衔的中国商业电影开始了新一轮生产和运作，商业化、市场化、类型化等相关理念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主流，中国商业电影正式步入产业化浪潮阶段。在此后的10余年时间里，中国商业电影伴随着电影产业建构与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总量显著增加，票房持续攀升，作品质量稳步提高。加之新媒体的指数式传播，电影登上热点话题的频次屡屡升高，观看电影日渐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娱乐活动之一，电影本身的社会影响力急速攀升。就目前中国商业电影市场的发展势头来看，此番浪潮不仅没有消退迹象，反而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