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版)

（一） 国际事务中国家利益的种种定义趋于了无新意且无懈可击:它们全都看来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归结为对于造就一种对一国国内体制的生存和兴旺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需要。的确，凯南在1948年夏天写下的定义也不背离这个模式。“我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他断言，“必须始终是： 1.捍卫国家安全，这意味着我国始终有能力在不受外国严重干涉或干涉威胁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内部生活的发展。 2.推进我国人民的福利，办法是促进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在其中，我国能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和有序的发展做出*大程度的贡献，并且从它们的经验和能力中获得*大程度的裨益。 凯南告诫说，“彻底安全和国际环境的完美永不会实现。”任何这样的目标表述充其量也只能“指示方向而非终点。”不过，这仍是凯南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不可减约的利益所曾作过的*直接的辨识，大概极少有人会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比较困难的任务，在于准确地具体确定为加强国家安全、增进国际环境的适意性(congeniality)需要什么。 凯南论辩说，美国人传统上以两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是他所称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方式，设定“如果能促使所有国家都同意某些标准的行为规则，丑恶的现实——权势渴望、民族偏见、非理性的仇恨和嫉妒——就将被迫退缩到一种保护性屏障之后，即被接受的法律制约。而且我们的对外政策问题就能由此简化为熟悉的议会程序和多数决定方式。”普遍主义以国际事务中和谐的可能性为前提，力图通过创设国际联盟或联合国之类人为的构造来实现这一和谐，并且将其成功寄托在各国的一种意愿上，那就是使它们自身的安全需要从属于国际社会的安全需要。 凯南将另一种称作“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方式。它“怀疑任何将国际事务压缩到法理概念中去的方案。它主张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内容将强行穿透加诸它的任何外表构造。它认为权势渴望仍然在如此众多的国家中间起主导作用，以致不可能被反制力量以外的任何东西减缓或控制。特殊主义不会拒绝与别国政府合作以维持世界秩序的观念，但要有效的话，这样的联盟就须“基于只在有限的政府群体之间才会见到的利益和观念的真正共同体，而非基于普遍国际法或普遍国际组织的抽象的形式主义。” 凯南认为，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普遍主义是个不适当的框架，因为它假定“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基本上如同我们自己，他们由实质上相同的希望和灵感激励，他们在既定的环境中以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对他来说国际环境的*显著特征是其多样性，而非其一致性。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体制将超出美国的能力，从而危及这些体制。“我们是伟大和强大的。但我们没有伟大和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仅凭我们自己就足以征服、改变或经久地使所有……敌对的或不负责任的势力服从。试图这么做将意味着要求我们自己的人民做出如此的牺牲，其本身就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政治体制，而且会在试图捍卫它们的时候失掉我们政策的真正目的。” 普遍主义还涉及使美国立意追求一种在凯南看来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目的，那就是从国际生活中消除武装冲突。他认为，只有靠冻结现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维持现状符合其利益的时候，人们不会和平地离弃现状”，而这转过来意味着使国家陷入“如此令人迷惑和受限的义务承诺，以致我们无法在世界事务中以有利于世界安全和世界稳定的方式运用我们的影响。”事实是，战争可以并非总是恶，和平也可以并非总是善:“如果你喜欢的话，监狱高墙后面就有‘和平’。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有和平。” 虽然可能令人不快，我们或许仍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事实:可能在某些场合，世界某些地方的规模有限的暴力可能比相反的情况更可取，因为这些相反的情况将是我们会被卷入的全球性战争，在其中没有任何人会赢，整个文明都会被拖进去。我认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即对我国的安全来说，会有一种与暴力的单独复发相比不那么可接受的和平安排。 “或许世界和平这整个观念一向是个不成熟、不可行的堂皇的白日梦”，凯南在1947年6月争辩道，“我们本应提出如下说法作为我们的目标:‘和平——如果可能，且在它实现我们的利益的限度内。’” *后，普遍主义有可能使美国陷入“毫无结果和麻烦不堪的国际议会制度的混乱之中”，这种制度可能阻绝捍卫国家利益所必需的行动。凯南非常轻视联合国。他坚持认为，设想在那里采取的各种立场对世界事务有大的实际影响乃是幻想。相反，它们犹如“戏剧场面的竞演:有一段比较暗淡的、冗长的准备时间，然后大幕升起，灯火通明一时。为了子孙后代，代表团的姿态被关于表决的一组照片记录下来。谁看来处于*优美*动人的位置，谁就赢了。”如果出于什么原因，这种“议会表演”能被予以实际的承认，“这就将确实是解决国际歧异的一种精致、优越的方式。”然而，因为这不可能，所以唯一的效果是使美国人民偏离真正的问题，并且使国际组织本身从长期来说变得滑稽可笑。 因此，促进国家利益的*好办法不是试图重建国际秩序——“普遍主义”的解决办法，而是通过“特殊主义”方式，即试图维持国际秩序内部的平衡，这样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主宰它。“我们的安全依靠，”凯南在1948年12月告诉国家战争学院的听众， 我们有能力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依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彼此冲突中消耗——如果它们必须消耗的话——在相反情况下可能指向我们的褊狭、暴力和狂热，确保它们由此被迫相互抵消，在两败俱伤的冲突中耗尽自身，以便促进世界稳定的建设性力量可以继续享有生活的可能性。 和谐或许是不大可能的(鉴于凯南对人性的悲观看法，这很难说是个令人惊奇的结论)，然而可以通过仔细地平衡权势、利益和敌意来获得安全。 （摘自第二章**节） （二） 2004年2月16日，乔治??F. 凯南庆贺了他的100岁生日。比苏联早13年诞生，现今在它解体后13年，他仍健在。身体衰弱，但依然心智灵敏，这位国务家在其普林斯顿家中的楼上卧室内会见一连串的访者，包括家人、朋友、他的传记作者，甚至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58年前，差不多也是同一天，凯南在另一间卧室里患病卧床，躲避莫斯科的凛冽寒冬，并且一如既往地对国务院感到气愤。他叫来他的秘书多萝西??海丝曼，口授了一份超长的电报。这项文件比任何其他文件更有理由宣称铺平了一条道路，据此国际体系从它在20世纪前半叶的自毁轨道转到了另一轨道，那到20世纪后半叶结束时，已经消除了大国间战争的危险。 言过其实？也许是，但在1946年2月22日，有谁会认为世界能安然免于大国间战争的浩劫? 这怎么可能？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与**次世界大战过后相反——各国甚至无望召开全面和会。免于威权主义危险？这怎么可能？彼时西方民主国家不得不依靠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去击败另一个。无虞再度发生经济崩溃？这怎么可能？彼时无法保证全球性衰退不会重演。无虞人权遭难？这怎么可能？彼时欧洲*发达的国家之一刚犯下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滔天罪行。无虞这样一种恐惧，即在任何未来战争中任何人都不会安全？这怎么可能？彼时原子武器已被开发出来，而且它们几乎不可能继续仅由美国控制。 在1946年莫斯科那个阴暗之日，凯南开辟了一条出路：一种大战略，一方面拒绝那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和孤立主义，另一方面也拒绝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替代，因为在一个核时代，由此而来的毁坏可以大得无法想象。58年后，要庆贺的不止只一个百岁生日。 （摘自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