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史

　　（六）外交文件编集和外国著作翻译　　外交文件编集和翻译外国著作的工作，在1949年后是比较突出的方面。条约集、国际问题文件集、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以及国外有关专著和论文，都出版和翻译介绍了若干，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20世纪50年代，中苏已结成同盟关系，苏联被中国视为“老大哥”，一切都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响彻云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也不会例外。像其他方面一样，苏联也向中国派来了社会科学专家，俄语成为**重要的外国语，是人们争相学习的一门外国语。“为了加速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国家采取了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如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另外还委派一部分同志去苏联、东欧国家留学进修。虽然当时存在着照搬苏联的体系和不加分析地接受等局限，但总的来讲对提高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是有帮助的。”　　在这一背景下，当时中国出版的图书中来自苏联的图书为数甚众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的苏联学者来华的讲稿也被译为中文出版。1955-1957年，苏联学者列·库达科夫受邀来到中国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讲授“现代国际关系史”，作为其讲学内容的俄文讲稿被翻译为中文，并以“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之名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58年推出，该书厚达950页，精装出版。由此书可见时人对苏联“老大哥”社科学问的渴求。国内有关院校开设的课程，到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自编教材，一般只有“国际关系史”“外国政治制度”“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外交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外交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开设国际关系理论课程，但也仅限于帝国主义论、民族解放运动等专题，实际上是马恩列等革命导师有关观点的综述。　　（七）学术性产品　　20世纪50年代也产生了一些较具学术性的出版物，如郭普著的《什么是战争》即是如此。该著称“战争是以暴力手段来施行的政治的继续”，这明显接受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说，同时设问：是不是根据战争与政治的直接联系，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就可以说战争与政治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就可以在战争与政治之间画上一个等号呢？作者回答说，这是不可以的。理由是：虽然战争是与政治密切联系着的，一定性质的政治决定着一定性质的战争，两者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一致性；可是，战争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因为战争是比较广泛的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的东西，某一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可以采用经济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帝国主义广泛地使用其经济上的“威力”，对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实行经济“援助”“贷款”等，其实质都是运用经济的力量来作为实现变他国为自己附庸、变自己为世界霸主的这种政治目的的斗争手段。第二，可以采取文化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既定的政治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宣扬“中日亲善”，美帝国主义宣扬“中美友谊”“美国生活方式”“世界主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手段。第三，各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还常常使用着外交的手段。比如美帝国主义操纵着联合国，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就是如此。　　因此，为了实施和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既可以使用经济的手段，也可以使用文化的手段，还可以使用外交的手段。至于战争，虽然也是为政治服务的，是实施和达成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但它却是与上述各种手段有所不同，它是实施一定政治、达成一定政治目的的暴力手段，是一种硬邦邦地以武力相待的强制手段。历史上各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为了实施一定的政治，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并不是无时无刻地、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的。只是当其他各种手段已经宣告无效的时候才发动战争，运用这种强制人的暴力手段，扫除政治前进的障碍，为继续一定政治，达成一定政治目的开辟道路。　　《什么是战争》又论述了生产方式与战争形式、作战方法的关系，认为战争形式、作战方法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终决定着战争形式、作战方法的改变和发展。但不能由此就说，战争形式、作战方法是生产方式直接决定的。生产方式是通过军事技术和军队人员发生作用的。军事技术和军队人员是对战争形式、作战方法直接起作用的两个基本因素。军队的技术装备是由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就会有什么样的技术装备。军队技术装备的情况，是决定战争形式、作战方法发展变化的基础，它为战争形式、作战方法的改进提供巨大的可能性。……可是要把技术装备对于改进战争形式、作战方法所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通过军队人员的主观努力。因为任何技术装备都需要有人来使用。《什么是战争》篇幅虽小，但有它的闪光之处。　　……